全国政协委员皇甫宜川：儿童影视教育应纳入全国文明城市半岛体育评选标准

　　半岛体育国产儿童电影，尤其是真人儿童电影目前的创作还不繁荣。图为该类型电影《娃娃餐厅》（1986）剧照。（资料图/图）

　　“1990年9月，北京即将举办亚运会，百十来个小学生正在为开幕式的团体操努力排练，建军和庆来这两个孩子的一段重要记忆也留在了这年9月……”这是导演尹力的成名作《我的九月》的开头，该片历来被视为1990年代以来最好的国产儿童片。在豆瓣网上，这部电影的评分高达8.7分，但至今只有一万多用户标注“看过”。

　　“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儿童电影，其实很多都非常优秀，但这些电影很难获得院线日，全国政协委员皇甫宜川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自己的提案为何聚焦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他说，“在这个视觉时代，让中小学生掌握视听语言是必要的，电影是推动它的撬板。”

　　今年60岁的皇甫宜川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也是学术期刊《当代电影》杂志社社长与主编。皇甫宜川介绍，其实中国并不缺乏优秀的儿童电影，近年来相关工作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缺少观看途径。这个提案切口虽小，却能反馈目前中国电影存在的一些问题。

　　皇甫宜川的提案不但涉及中国儿童电影的观看、传播，也涉及创作、生产和大环境的建设。他认为应该进一步加强儿童电影教育的扶持力度，使相关政策能够尽快落地实施，还应该建立儿童影视教育平台，加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等相关机构的职能作用，并将儿童影视教育纳入全国文明城市评选标准。

　　除此之外，皇甫宜川特别看重中国电影产业体系和理论建构，他认为三年疫情过去之后，中国电影未来依然大有可为。

　　南方周末：你在2023年刚刚成为全国政协委员，能否介绍一下你的提案？为何会特别关注中小学影视教育的建设？

　　皇甫宜川：我这次提案的名字是《关于落实和加强全国中小学生影视教育的提案》。相关的提案这两年一直有代表委员在提，比如影协的副主席尹力导演就很关注这个领域的工作。我知道国家在推动中小学生影视教育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通过调研，我也意识到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继续去推进。

　　目前影视教育的架构、片库和组织机构都已经有了，在有关部门的推进下，不但前前后后选出了40批推荐给儿童观看的影片，也已经建立了一个数字通道。也就是说，基本上城市的中小学生在学校就可以观看这些影片，无需走出校园。

　　但是，我也发现我们在北京等大城市推进这项工作比较顺利，但到了市一级和县一级的学校去展开相关工作的时候就不是很顺畅，涉及方方面面的困难，比如缺少配套的影视教育的教材。电影不能光看，也要组织学习，这点和全球发达国家相比就有些滞后了。

　　其实这方面的工作有关部门也在开展，像我们国家儿童电影方面的编导大多在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里，资源是很丰富的。但是要去往下落实这些工作很难，因此我提案里的第一条就是要加强落实。

　　另外，因为国家机构编制发生了变化，比如电影以前归广电总局管理，现在归中宣部（国家电影局）管理，一些相关机构和组织也要调整，我也在提案里做了相关的建议。

　　还有，我们希望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央文明办等部门也都可以看见儿童电影教育的重要性，否则我们的孩子和国外同龄的孩子在视觉理解和影像审美上会有很大的差异。

　　我提案的第二部分是希望能把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的作用凸显出来，不仅仅是把电影带进校园给孩子们看，还要制定相应的政策，着力于教材的编写，使得电影能够成为一种知识和审美。

　　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不是通常的学会，要去做很多具体的工作，教育是其中的重点，每年得出相关的报告，要完成经验的总结和研讨，这些工作都应该有相应的制度去规范和支持。

　　要推动这件事，还要往更大的方面做。儿童影视教育应该作为地方上的重点工作来推进，比如全国文明城市评选的时候也被纳入为考评指标，如此地方才会重视，我前面提到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南方周末：说到这里，也想请你以学者的身份谈谈，为什么中小学生的影视教育是重要的？影视之于我们的孩子意味着什么？

　　皇甫宜川：首先这是一个视觉时代，某种程度上，视觉和文字是同等重要的。我们为什么不让孩子学会以视觉语言的方式去认识世界呢？当我们把视觉表达也当成一门语言，就会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人类的生态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其中也有视觉介入的原因，半岛体育所以我觉得应该尽早去培养孩子拥有视觉意识。

　　今天我们在电影等视觉产品生产上的短板，其实是与早期教育的缺失有关系的。我们不能让孩子再缺少这一块东西。

　　特别现实的问题在于，国外大量的儿童影视产品正在影响我们的孩子，我们必须要去提供新的优质的产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培养他们。这当然也涉及我们影视生产的问题，儿童电影这部分只是提供了一个小的切口。

　　一个社会的未来是什么样，就看今天的青少年了。中小学生的影视教育不是我们传统理解的影视教育，仅仅从文化和价值观的层面来入手。影视教育从根本上是一种语言教育，背后还包含着审美教育。它关乎我们的表达，我们的表达既可以是一篇散文、诗歌或小说，也可以用视觉去传达。

　　这点上，国外很多国家已经很成熟了，我们现在要去追也要费很大的力气，如果再不去重视，他们年轻一代生产出来的视觉产品就可能会侵蚀掉和替代我们的文化。

　　我希望可以从这样一个小切口来谈中国中小学生的影视教育，看看我的这届委员任期内能否将这件事很好地推动。也许，将来这个边界也可以扩展，围绕中小学生的影视教育，把它扩展到儿童观影甚至儿童电影的创作上。

　　南方周末：什么样的儿童电影是你心目中的好电影？你又期待着怎么样的中国儿童电影的出现？

　　皇甫宜川：儿童电影有很多参照系，比如美国的儿童电影的市场化程度很高，大多是大人儿童都能看的电影；伊朗的儿童电影就不是市场化的电影，但是镜头却深深地植根于儿童的心理，关注儿童与成人、儿童与家人、儿童与社会、儿童与儿童的关系，这样的电影更感人；欧洲的儿童电影可能就更加艺术化，和美国、伊朗的电影也不一样。

　　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儿童电影，其实很多都非常优秀，比如尹力导演的《我的九月》,但儿童电影很难获得院线的排片，只有一些业内人士才有机会观看。因此，我们应该在电影市场之外再给一些相应的体系性的支持。否则，都没有人看儿童电影，就谈不上什么是好的儿童电影，因为好的电影是基于大量实践产生的，没有这个其他都是空谈。举一个例子，中国乒乓球为什么强，因为我们在水泥地上画个方块就能开打，很多孩子四五岁就打得一手好球。做电影也是这个道理。优秀的儿童电影亟须整个电影生态一起去努力和推动。

　　皇甫宜川：也有，在收购等方面会有一些，但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重要的问题还是在于可以观看儿童电影的空间太少了，大部分儿童电影能在院线放几天就不错了，所以我觉得儿童电影也需要公益放映体系的支持。

　　或许有人会问，不是还有数字终端吗？但是从儿童影视教育的角度来说，从小屏幕观看电影其实是会影响对电影的理解的，对审美是有影响的。儿童去影院大多靠家长带着，他们自己可选择的影片太少。但这并不是影院的责任，因为搞影院就是市场行为，当然是要放映高票房的电影，因此我们需要一整套的国家政策方面的支持，应该有一个更完善的机制。

　　南方周末：你觉得这些年在市场层面上有比较成功的国产儿童电影吗？儿童电影有没有可能依靠市场就生存下来？

　　皇甫宜川：前面谈到的儿童电影主要指的是真人电影，我们国家的动画电影经过多年的艺术和产业实践，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从《喜羊羊》到《熊出没》，这些针对儿童观众的动画片在市场的表现都很不错。尤其是2023年这部《熊出没·伴我“熊芯”》，不但票房好，在豆瓣网上的评分也到了7.0以上，说明口碑也还不错，这个系列片可以作为一个重要对象来研究。

　　其实过去我们经常批评“熊出没”系列电影的一些设定可能不适合儿童观看，从最新的这部《伴我“熊芯”》来看，评论界的批评和观众的讨论可能被电影出品方听进去了，他们也在不断地改进。回到你的问题，我觉得“熊出没”系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产业和艺术实践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我觉得它可能会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系列片品牌。这部电影应该说是近年来动画儿童电影的一个成果，是让人欣喜的。

　　南方周末：说到《熊出没·伴我“熊芯”》，这部电影也是2023年春节档的一部作品。在经历了三年疫情的考验之后，2023年中国电影行业的发展也让人十分关注。在作为政协委员的五年任期内，你对中国电影的期待是什么？

　　皇甫宜川：我对中国电影的未来充满希望。疫情前的2019年，中国电影年度总票房连续第二年超过600亿元。中间的三年实在过于特殊，在防疫政策优化之后，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回到2019年的情况去预测中国电影的趋势。

　　中国电影产业化以来，市场本身就有自己内生的动力。我们的民营电影公司也发展得比较好，很多还上市了，这都是和国际接轨的。其实在中国电影创新的过程中，不论是我们的形式还是内容，抑或是对电影人才的培养，民营电影公司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都得益于中国电影的产业化改革，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生命力，才会有2019年的成绩。其实我觉得应该把2023年直接对接2019年，从2023年的春节档来看，其实也是延续了2019年的多元化，既有科幻电影《流浪地球2》，也有类型融合的《满江红》、以悬疑方式来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无名》，还有动画片《熊出没·伴我“熊芯”》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深海》。

　　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现在的电影是按照产业生产标准来做的，品质有了很大的保障，也就是说我们的电影人有了精品意识。品质上去了，多元化也有，然后就是人才问题。很多年前有关部门发起了一个“中国电影新力量”的论坛，其中的许多青年导演诸如郭帆、路阳、陈思诚、邓超等，今天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电影的中坚力量。

　　这批导演经受了市场的熏陶和打磨，练就了本领，还能够把我们国家民族性的东西也融合进电影，诸如今年上映的《流浪地球2》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它的世界观构建等方面就有这种体现。

　　我一直在想，国家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中国电影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应该与之对接才行，吸取其养份，在其“加快建设”中，努力让中国电影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与之同步。也就是说，我们可能需要把中国电影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国家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认识，融入其中，受其滋润，而不是形成一个自我封闭的电影产业体系。

　　前阵子郭帆导演接受采访时提到一个很好的例子，半岛体育当一个剧组人数达到两千多人，吃饭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但这个问题对于其他工业的管理者来说却不难解决。此外，我们都知道《流浪地球》之所以可以完成，背后也有中国国防工业和航天工业作为支撑，这部电影的科技团队比《独行月球》还要庞大（后者在拍摄的时候也有一支科学顾问团队）。我想我刚说的问题，我们的科幻电影创作者恐怕已经意识到了，我们的社会发展是一种生动的实践，可以为电影的艺术实践提供从内容到技术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