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体育中国人的性格_社会_生活_速度计

　　半岛体育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半岛体育，嘉兴发展规划院名誉院长。

　　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区域规划咨询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上海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导，嘉兴发展规划院名誉院长。

　　由于历史、地理、法律、文脉、民俗、风情，甚至是文字的差异，决定了不同国家的人有其不同的性格特征，中国人也不例外。

　　1890年出生的晏阳初先生在“只有唤醒民众，才能真正救中国”抱负之下，归纳出国民“愚、贫、弱、私”的四个特点，旨在唤醒自我，认识自我，克服自我。

　　本文则从另一个角度去研究民族的这种性格特征，以利于从一个民族经济活动模式选择，去解读民族特性的形成机理。

　　一个与世界交往具有局限性的古老民族，我们的祖先坐井观天地自以为地处世界的几何中心，故自称为“中国”，又自感山河壮丽多姿，故喻之为“中华”，华是美丽的意思。中国人长期的生活方式和作业特点，决定其特定的性格及行为结果。

　　一是长期落后的交通工具，固化了国人对时空关系的传统判断，扭曲了资源配置进程与时间维度的关系。

　　自18世纪清政府一直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与匈奴人作战的2000年间，中国人的交通难以突破骑马的方式，城市之间通勤所需的时日，始终以马匹速度计。为此，在全国各主要城市设有驿站，传递公文时有两种速度，一种叫“限期”，其以马匹普通速度为标准。

　　另一种是“加急”，多半用于军事紧急公文传递，驿马以四足同时离地的速度狂奔，其铃声可传至1公里开外。当下一个驿站闻铃声后，待命的驿卒迅即策马疾飞，直至两马飞奔并驰时，在马上完成文书交接，但马蹄并不落地。

　　据说，驿马往往因劳累过度而倒毙，如果5年之内幸运不死，则会被冠以“宝马”身份退役，改由政府养老，以奖励其对国家的贡献。

　　由于长期以来交通与马匹相辅相成，故在中国人心目中，交通干道用“马路”的称谓相沿至今并不称奇。甚至对城市繁荣程度的比喻、地貌地形特征的评价、发展速度状态的描述，也会以马来喻之，诸如“车水马龙”、“一马平川”、“快马加鞭”、“一马绝尘”等等不一而足。

　　这种理念延伸的结果，使人们无形之中对时空关系的判断，在空间距离与时间距离上的换算出现了习惯性误区，即低通勤速度放大了时间距离。例如，北京至齐齐哈尔的空间距离为800公里，当时的“限期”马速为40天，“加急”速度也要18天；北京至广州的空间距离为1400公里，“限期”马速为56天，“加急”速度也要32天。

　　理念长期的固化，淡化了人们对空间变迁过程中的时间维度可变性的积极认知，导致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决策陷于时间维度的扭曲性考量，不是稀缺资源配置缺失与同时代相适应技术手段的支撑，从而降低了资源生产率，就是稀缺资源的消耗超越了时代的步伐，弱化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二是漫长的农耕生活，使社会深深地打上了“农”的印记，形成了中国自身固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特性。

　　中国人的这种生活方式成形于周王朝时代，在漫长的岁月里半岛体育，逐渐产生了以家庭为基本单元，以土地为安身立命的基石，以伦理文化为纽带的社会结构。基于这种结构所形成的国人性格是：

　　其一，追求和平稳定，反对战争动乱。中国人世代与土地为伴，与世无争，期盼上苍无灾，人间无战。其性格是怕变惧乱，不像游牧民族或是商人具有先天的争斗冲动。

　　其二，崇尚自足守旧，不求冒险图新。这正是中国农村成为全世界最少变化的社会形态之根源，即便是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也只是变更社会形态的编年番号而已，并非社会形态本身。在农业为主业的国度里，没有竞争，不求刺激，有的只是忍耐，这也正是儒家学说赖以上升为主流社会思想，并最终获取社会控制权的基本原因。

　　其三，人们不求富足，小富即安，甚至安于贫困。农业作为受制于气象的弱势产业，却又常逢天灾人祸的交替相逼，其产出难以确保人们常年温饱。

　　因此，中国人因长期适应于忍饥挨饿的经历，逐步演化成一种低代谢能力的生理基因，一且生活富足，动物蛋白摄人过量，便迅即出现代谢障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高”人群低龄化趋势，便是明证。

　　三是严重的从众心理导致社会化性格凸显。中国多数人受社会观念的束缚深重，个人的行为总是尽量自觉不自觉地限制在社会所能理解和容忍的范围之内。

　　中国社会上流行的“人言可畏”之说，在西方社会则断然不会存在。“人言可畏”派生出来的观点，便是“枪打出头鸟”和“人怕出名，猪怕壮”。时年，北京标新立异的相声新秀和上海耳目一新的海派清口，其最终结果也很难善终。

　　社会化的性格，其正面意义是鼓励人们不走极端，谨慎处事，忍让为人，凡事讲究适度。但其负面效应则是爱虚荣、图热闹，随波逐流，亦步亦趋，丧失个性，缺失创新，进而形成模仿型社会，而非学习型社会，最终的后果是抄袭成风，侵权沿袭，亵渎了民族的灵魂一一创新。

　　从晚清到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之所以如此艰难，源自缺失推动社会变革的启蒙思潮，因为作为思想转型，这种思潮是社会转型的先声。转型的先声难以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学术思想长期被束缚在社会化性格之中。

　　在宗教势力的严酷禁锢之下，中世纪的西欧也同样没有学术思想的自由，但其独特的修道院和教会为主导的教育体系孕育了现代思想的文化。相比之下，中国的四书五经和科举制度耗尽了国人的才学与年华，推迟了中国追赶西方列强的历史性进程。

　　有哲人说过，一个人无论做出多少件事来，我们都可以从中认出同样的性格，而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一个民族要改变命运，必须从改变习惯开始。因为，性格不仅决定个人的命运，性格同样也会决定民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