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体育吴天墀：王安石的性格及其变法的是非

　　半岛体育王安石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怪杰。不管赞成他也好，反对他也好，都不能不承认他的伟大奇突！关于他变法的是非，迄今八百多年，仍然得不着一种公认的结论。赞成的依然赞成他，反对的依然反对他，中国社会流行的“盖棺论定”一语，竟不能适用到他的身上来，真是咄咄怪事，而使我们发生一种炫惑莫名的感觉。——王安石究竟是一个什么人物呢？

　　在过去的清议或舆论上，是安石的倒霉时代；大家訾毁他，笑骂他，把安石简直当为一个罪大恶极的奸邪。在其时，也有为他洗刷名誉的人，但这种议论对于社会极乏力量。直到清代，顾栋高撰《荆公年谱》，蔡上翔作《王文公年谱考略》，为他力辩诬枉；后来梁任公先生承其见地写《王荆公评传》，崇仰安石，至于五体投地。于是王安石的人格才渐渐为社会所认识。

　　这种批评观点的转变，固然受着时代潮流的影响；但安石本身所具的奇特性质，令人不易捉摸，遂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我不避琐屑，首先谈谈安石的性格。

　　王安石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加上精勤的努力，于是成功了他博大的学问。《宋史》安石本传说他：“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其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其实他的勤学不徒少时；宋人笔记里常谈到他好学的情形：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云：“韩魏公知扬州，王荆公初及第为签判。每读书达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及盥漱。魏公见荆公年少，疑夜饮放逸。一日，从容谓荆公曰：‘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荆公不答，退而言曰：‘韩公非知我者。’”

　　彭乘《墨客挥犀》云：“舒王性酷嗜书，虽寝食，手不释卷。知常州，对客未尝有笑容。一日，大会宾佐，倡优在庭，公忽大笑。人颇怪，乃共呼优人厚遣之曰；‘汝之艺能使太守开颜，可赏也。’有人窃疑公笑不因此，乘间启公。公曰：‘畴日席上，偶思咸、恒二卦，豁悟微旨，自喜有得，故不觉发笑耳。’”

　　王巩《闻见近录》云：“王荆公领观使，归金陵，居钟山下，出即乘驴。………相公欲止则止，或坐松石之下，或田野耕凿之家，或入寺。随行未尝无书，或乘而诵之，或憩而诵之。仍以囊盛饼十数枚，相公食罢，即遗牵卒，牵卒之余，即饲驴矣。或田野闲人持饭饮献者，亦为食之。盖初无定所，或数步复归，近于无心者也。”

　　王安石为签书淮南判官在仁宗庆历二年至五年，时方二十四五岁的青年。知常州在景祐二年至四年，已是将近四十岁的中年人了。其领集禧观使为神宗熙宁十年以后事。熙宁十年，安石已五十七岁，此后未再参预朝中政事，住在江陵钟山（亦名蒋山），过着十年的静宁的退休生活，直到哲宗元祐元年四月始卒。我们就上面的几段记载看来，知道安石留心学问，终生不懈！他读书并不是一种盲目的知识接收，最喜深思，追究事理的所以然。据《蒙斋随笔》说，安石在晚年作《字说》一书的时候，用意很苦，在案头置放石莲百数枚，藉咀嚼以逼思；有时石莲用完，啮起自己的手指来，流血而不觉。观此，我们可以想见他专心学问的程度了。

　　安石既聪明而勤学，所以其学问的渊深博大，虽反对者亦无异辞。《宋史》说他“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他的这对了不得的“目”，在当时确很引人注意。《宋史》卷三三二《李师中传》说：

　　师中始仕州县，邸状报包拯参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矣。师中曰：“包公何能为？今鄞县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乱天下必斯人也。”

　　这是从相法上得来的预言以反对安石的变法者。当时有萧注亦能相，神宗以安石为问。他说：“安石牛目虎头，视物如射，意行直前，敢当天下大事。” [1] 《道清诗话》述黄山谷语说：“人心动则目动，王介甫终日不停转。”《老学庵笔记》又说：“王荆公目睛如龙。”王铚的《默记》还载一事，谈到安石眼之不寻常：

　　滕元发言杜祁公作相，夜召元发作文字，因观其状貌。叹曰：“此骨相穷寒，岂宰相之状也。”徐命左右秉烛，手展书卷，起而观之，见眼有黑光径射纸上。元发默然曰：“杜公之贵者此也。”后与王介甫同作馆职。同夜值，忽见介甫展书烛下，黑光亦径射纸上，因为荆公说祁公之事，言介甫他日必作相。介甫叹曰：“子勿相戏，安石岂愿作宰相哉！”

　　由安石的“眼白”，使我们联想到安石的“面黑”，实为一件有趣的事情。《东轩笔录》说：“吕惠卿尝语荆公曰：‘公面有 ，用园荽洗之，当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 也。’吕曰：‘园荽亦能去黑。’荆公笑曰：‘天生黑于予，园荽其如予何？’”

　　惟沈括的《梦溪笔谈》，所载与此稍有不同。谓公面黧黑，门人以问医。医曰：“此垢汗，非疾也。”进澡豆，令公颒面。公曰：“天生黑于予，澡豆其如予何？”王安石是有名的不修边幅者，垢汗为增其面黑之一原因，当可相信。《石林燕语》又说：“王荆公性不善修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与吴冲卿同为群牧判官，时韩持国在馆中，三数人尤厚善，无日不过从。因相约每一两月，即相率洗沐定力院，家各出新衣为荆公番，号‘折洗王介甫’云。公出浴，见新衣辄服之，亦不问所从来也。”安石的这种习癖，伪託苏洵所作的《辨奸论》 [2] ，即痛诋其矫伪不近人情。这真是一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诬枉。人各有其嗜好和习癖，以安石之嗜古好学观之，他之不暇讲修饰，正是他的真率处，极合情理的。朱彧的《萍洲可谈》述安石吴夫人有洁癖，与安石坦率之性，每不相合。[3] 如果说他故意作伪以召烦恼，恐怕天下无此蠢人罢。

　　我们从前人的记载中，寻究安石的生活情形，知道他对于一般人所重的物质享受，是完全不大注意的。就饮食说，他很马虎，无半点中国士大夫一向好吃的积习。《曲洧旧闻》说：“王荆公为执政，或言其喜食獐脯者。其夫人闻而疑之曰：‘公平日于食肴未尝有所择，何独嗜此？’因令问左右执事，曰：‘何以知公嗜獐脯耶？’曰：‘每食不顾他物而獐脯独尽，是以知之。’復问其食时置獐脯何所，曰‘近匕筋处。夫人曰：‘明日姑易他物近匕筋。’既而果食他物，而獐脯固在。然后知其特以近故食之。人见其太甚，或多疑为伪云。”据说近代章太炎先生也有不洗沐及不择食的习惯，怀疑安石为伪，实大可不必。又《墨客挥犀》云：“王荆公为小学士时，尝访蔡君谟。君谟闻公至，自取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待。公于夹袋取消风散一撮投茶瓯，饮之。君谟失色。公徐曰：‘大好茶味。’君谟大笑。”蔡襄精于茶道，忽然遇着这位门外汉的大煞风景的举动，宜乎初“失色”而继之以大笑了。安石且不好器玩，无世之所谓高情雅致。他偶尔同人下棋，不愿致思，随手疾应，及棋势将败，便即收止。对人说：“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遯斋闲览》）可见安石之大不留心此类风雅的玩意，正是储备精力，以便用之于学问事业。《五总志》说：“有献砚于王荆公者云：‘呵之可得水。’公笑而却之曰：‘纵得一担水，能值几何？’”这不过又是其一例罢了。

　　在安石的生活行为里，我们还发现他是一个十足的人道主义者或博爱主义者。《邵氏闻见录》云：“王荆公知制诰，吴夫人为置一妾。荆公见之曰：‘何物女子？’曰：‘夫人令执事。’安石曰：‘汝谁氏？’曰：‘妾之夫为军将，运米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公愀然曰：‘夫人用钱几何得汝？’曰：‘九十万。’公呼其夫，令为夫妇如初，尽以钱赐之。”此不仅显示安石不好女色的品德，亦证明他具有悲天怜人的襟怀。《吕氏杂记》云；“荆公好乘江州车，坐其一箱，其相对一箱，苟无宾朋，即使村仆坐马。”这又足见他待下人很厚。又《冷斋夜话》云：“王荆公居蒋山时，往来白下门西菴草堂法云，止以一黥挟蹇驴，门人讽以筍舆宜老。公曰：‘古之王公，至不道，未有以人代畜者。’” [4] 安石在以前那种物质简陋的时代，即深以“以人代畜”为不然，不能不令我们叹赏其思想之高超了。

　　除此之外，安石孝于其亲，爱护动物 [5] ，事情虽有大小之别，亦可见其人品为何如。

　　以上所述，诚然多是枝枝节节的琐事，但我以为我们要了解安石的思想及其行为，知道这枝枝节节，倒不是不重要。一个人的思想行为与其习性常常相互影响，知道这些，便能帮助我们容易了解安石之为人。

　　王安石以勇迈自信的精神去主持变法，结果归于失败，于是招来或更增多了种种的毁谤。《宋史》王安石传论，转述朱熹之言，以为是最公平不过的批评。其言曰：

　　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

　　我们分析朱熹的这般议论，其归罪安石者凡三点：（1）安石择术不正，不应舍教化而先财利；（2）安石亲近小人，排挤君子；（3）安石任事，太操切，太拗狠。

　　关于第一点，含有一个儒法是非之争的问题，功罪很难骤判。安石的办法具有几分法家精神，此实无可讳言。惟在今日看来，是儒非法之旧传统观念，未必就是一个天经地义的批评标准。况安石本深于儒学，熙宁二年参知政事之初，奏对神宗，亦以变风俗为言，固非只知理财一端的重要。[6] 退一步言，即承认安石偏重于理财，然而以当时那种贫敝不振的情形，也就说不上是什么罪过。

　　关于第二点，为安石历来受谤最深者。批评是否正当？我们有一加考察之必要。据我们的考察，安石以直道用世，间为小人所包围所蒙蔽，容有不免；但决不能说安石所引用者即是小人 [7] ，尤不能说安石有意引用小人。安石守道甚坚，所谓旧法党司马光诸人既不同他合作，而且随时阻挠他的变法，安石为谋志愿之完成，自不能不另用新人。此在安石是不得已，即因此而连带发生不好的影响，旧法党诸人亦不能全辞其责。程颢是反对安石的人，但亦说过这样的话：

　　初，王介甫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谄佞，介甫以为有才能知通变，用之。……介甫性狠愎，众人皆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用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屈平章，尚有听从之理，俾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宋元学案》卷一四《明道学案》）

　　于此，我们更当进而言之者：安石对于他的政敌，虽然针锋相对，不肯让步，但在其执政期间，决未作过非法的迫害。而且对于司马光、程颢亦始终敬重：

　　《明道学案》云：“王荆公尝与明道论事不合，因谓先生曰：‘公之学，如上壁。’言难行也。明道曰：‘参政之学，如捉风。’后来逐不附己者，而独不怒明道，且曰；‘此人虽未知道，亦忠信也。’”

　　《名臣言行录》云：“温公志墓文， [8] 未成，河南监牧使刘航仲通，自请书石，既见其文，迟迴不敢书。其子安世曰：‘成吾父子美，可乎？’代书之。仲通又阴嘱献可诸子勿摹本，恐非二家之福。时小人蔡天申厚赂镌工，得本以献安石。安石挂之壁间，谓其门下士曰：‘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由安石之称程颢为忠信，及不以司马光攻之为罪嫌，我们也就可以知道安石的正直了！《宋史·王安石传》后附有《唐坰传》，载坰因怒安石易己，随上二十疏击之，疏留中不出。坰遂因百官起居日扣陛请对，不顾一切地诋毁安石及在朝诸大臣，虽神宗屡止之而不已，坰尽辞而退。侍臣卫士相顾失色，安石因之请引退。阁门纠坰渎乱朝仪，贬潮州别驾。而安石且为之解曰：“此素狂，不足责！”我们看见后来元祐、绍圣旧新两党的互相排诋，动辄把反对党人处置于烟瘴的蛮荒去，倒令我们不能不赞美安石之能容也！[9]

　　反之，就是拥护安石的人，安石如果发现奸佞的痕迹，即痛加惩处，亦未尝徇情包庇。我们择述两个例子，便是明证。其一为，安石执政时，郭祥正奏乞天下大事，专听安石处画，有异议者，虽大臣亦当屏黜。神宗览而异之。一日出其章以示安石，安石引以为耻，极口陈其无行（见《宋史·郭祥正传》）。另一事为对邓绾的指斥。原来安石行新法时，曾用邓绾助，再相后倚之甚殷半岛体育。熙宁九年，安石求罢政，邓绾虑安石去失势，乃上言宜録安石子及婿，仍赐第京师。安石知其媚己，因自劾失举，言于神宗曰：“昨闻邓绾尝为臣子弟营官，及荐臣子婿可用；又为臣求赐地宅。绾为国司直，而乃为宰臣乞恩泽，极伤国体，审如所闻，岂可在论思之地？”于是邓绾罢御史中丞，斥知虢州。由这些明确的事实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对于訾毁安石亲近小人排摒君子的论调，实在不敢冒昧接受。

　　关于第三点，谢诒徵在其《宋之外交》 [10] 一书里，谓责王安石操切者，为不知其苦心，实是一种近情的解释。他说：

　　“操切”也者，无非指新法施行太骤太急，在一时之间，举办许多新政，似乎不量力而轻进。但我人知道王安石是孤立的，虽有信任极专的皇帝做后盾，却有太后、后妃、宗室、儒士大夫做敌人；同时人生的宿命既很短促（王秉政时已四十八岁），君臣的知遇也不永久。他的新法又是一贯的富国强兵的计划，在这各种考虑之下，王安石欲求他的抱负可以展开，理想可以实现，不至与人俱亡，半途而废，惟有以极大的魄力，最高可能的速度来实行他全部的计划，但望成效早早显著，可以箝悠悠之口，消除无知的反对，而获识者的同情。这样一来，或许反有终底于成的希望。所以不知者谓之“操切”，知之者许其苦心。

　　至于骂他“拗狠”，未始不可誉为“强毅”的美德。本来安石是一个极正直的人，志向极高，自奉极俭，不以官禄介意，尤耻附和取宠。他的这种性格，自始如此，不是执政后故作威福。所以南宋陆象山先生对于安石任事勇决之精神，极为崇拜，称为“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究竟是“拗狠”呢，还是“强毅”呢？在未能将二者确切的判分以前，就以此为安石的大罪，那是太欠公平的！

　　撇开一切浮义，我们再来平心静气地考量安石，便不难发现安石的真面目。知道了安石的真面目，其长短得失亦随之以显，用不着多所是非。故本文的结论是：王安石的人格光明磊落，决无有使我们足以怀疑之处。他对于“格致诚正”的功夫，真能切实践履；对于“治国平天下”，也有体系严整的整套办法，只是拘古而忘今，缺乏“知权达度”之才，打不开当时所遭遇的艰难之局，遂被牺牲而成为一个失败英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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