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幼教人丨陈鹤琴与陶行知我们的教育中国化改革之路（上）半岛体育

　　半岛体育上世纪20年代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大潮中，掀起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新教育高潮，在蔡元培、黄炎培、郭秉文、胡适、张伯苓、陶行知等新教育领袖的带领下，全面引进西方进步教育学说与教学系统、研究方法；改革传统教育弊端，建立“中国化”的现代学校基本制度、课程体系、评价标准，力图通过教育和学校的改造，使实现“人”的改造，培养“自动”、“自省”、“自觉”共和国国民，从而使教育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正如陶行知先生所说：“现在中国的教育只有一个目的：民族解放。如果教育不能帮助中国成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那么教育就没有意义了。”

　　这一进程中，“民主”与“科学”始终是中国早期现代教育的目标、纲领与旗帜。其中，陶行知（1891～1946）与陈鹤琴（1892～1982）成为在这场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早期现代教育家的杰出代表；与此同时，他们两人在长达二十多年时间里保持密切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被誉为“陶陈”或“陈陶”，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一段佳话。

　　本文作者柯小卫，系陈鹤琴先生外孙，多年来致力传播陈陶思想，致力研究陈鹤琴教育思想。“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便是民国知识分子留给后世的独立精神，教育风骨。

　　北京市陈鹤琴教育思想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著有《陈鹤琴传》《陈鹤琴画传》《当代北京史话系列》等。并与母亲陈秀云（陈鹤琴先生三女）共同整理出版约计450余万字陈鹤琴著作。

　　陶行知与陈鹤琴最初相识于1914年8月15日由上海启程前往美国旧金山（又译三藩市，SanFrandsco）的“中国号”远洋邮轮上，这条船搭载主要由清华学校1913、1914两班毕业生，包括10名女生和10名优秀幼年生组成的中国第四批庚款留美学生，以及由各省保送的自费生，其中包括金岳霖、涂羽卿、郑晓沧、赵师复、陈鹤琴、陶文濬（后改名知行、行知，以下称陶行知）等。到达美国后，留学生们各自前往报考的学校，陈鹤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科学系学习，陶行知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攻读政治学。

　　▲1914年，陈鹤琴与陶行知等同船赴美留学（前排左一为陶行知，后排右一为陈鹤琴）

　　1915年9月下旬陶行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17年8月获哥伦比亚大学都市学务总监资格凭后，应邀回国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教育学专任教员；陈鹤琴于这一年秋天转入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系深造，两年后回国，进入“南高师”担任教育科教授，由此陶、陈二人由同学转为同事、同志、挚友，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密切交往与合作，成为新教育运动中教育家群体中最具代表性的活跃人物。正如陈鹤琴后来所描述：“我们海外求学系同学，我们回国任教系同事。”

　　1919年9月，陈鹤琴走进“南高师”校园，他所见到的情形：“一般学生都穿长衫，很文绉绉的样子，参加运动是要强迫的。这些学生因为勉强参加运动，多半还穿长衫上运动场。那个时候这般学生只知道读书，别的都不晓得。”

　　这一年10月郭秉文正式出任“南高师”校长，陶行知被任命为教务主任，随即实施学生自治、改良课程与教学方法、招收女生、开设暑期学校等一系列措施，提升学校品质，改造传统学校教育模式。陶行知在《新教育》杂志撰写文章阐明：“今日的学生，就是将来的公民；将来所需要的公民，即今日所应当养成的学生……所以我们从国体上看起来，我们学校一定要养成学生共同自治的能力，否则不应算为共和国的学校。”陈鹤琴写道：“自治制既可以养成活泼之校风，又可发展师生共业之精神；……”

　　据史料显示，当时“南高师”在校内建立9个常设委员会和12个临时委员会，陶行知与刘伯明、张子高等人代表校方，领导并推动这些委员会开展工作，陈鹤琴参加游艺委员会、暑期学校研究委员会、改良考试委员会，并担任制定校徽委员会主任。他试图用举办各种课外活动唤起学生的热情，营造蓬勃活力的校园气氛。他写道：“这一年我是尽量培养学生们的活力。我用欢呼激励他们，使他们的情绪跟着欢呼凝聚起来，像水门汀一样的坚固。”

　　不久后，陈鹤琴又开始了关于学生婚姻问题的研究，他采取向学生发放问卷的方式，使用采集来的数据列表进行比较、分析，地域包括江、浙两省一些学校，问卷问题涵盖青年婚姻现状、爱情程度、对于婚姻满意或不满意原因，以及对于家庭生活所抱期望等。他得出一个结论：“总而言之，若男子不受教育，对于旧式婚姻断不能发生不满意的心；若女子不受教育，断不能达到解放那一天；若男女都不受教育，中国的婚制断无改良之一日。所以要改良中国的婚制，增进人类的幸福，巩固国家的基础，当从普及教育着手，尤当从提倡女子教育着手。”

　　然而，陈鹤琴的热情与努力在学校内部遭遇阻力，他被一些人讥讽为“欢呼博士”，此后随着他对初生长子进行长达808天连续观察、记录、试验工作，由此开始了他对儿童心理与儿童教育研究、实验，先后创办鼓楼幼稚园；出版《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一代宗师。

　　1921年夏天，美国教育家孟禄应邀来华调查教育，陶行知参与了接待工作，陈鹤琴曾代表“南高师”陪同孟禄前往奉天（现辽宁省沈阳市）。12月下旬，由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在北京共同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由蔡元培出任董事长，陶行知被推选为总干事。在饯别孟禄的晚宴上，陶行知讲话：“此次博士来华，以科学的目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教育开一新纪元。我们当这新纪元开始的时候，要参与教育革新的运动，须具有两种精神：一是开辟的精神，二是试验的精神……”

　　1923年8月陶行知提出辞去东南大学职务请求得到校方批准，专心从事中华教育改进社事务所工作，全家迁往北京。

　　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后开展的工作包括两大方面，一方面是科学教育，一方面是教育普及。关于前者，主要以留美学生为主“东南大学”及“南高师”教育科成为国内新教育运动中心，力图通过推广西方科学教育学说、理念、研究成果、试验方法，以及学校制度、课程标准，克服传统教育“封闭”、“重文轻理”、“知行脱节”等弊端，将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联系，树立“以儿童为中心”教育观，实施“中国化”教育改造；将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联系，树立“以儿童为中心”教育观；推动各地中小学开展科学教育。

　　1922年9月中旬，美国心理学家麦柯尔（W·A·McCall）应邀来华指导心理测验，此前已与廖世承合作出版我国第一本系统介绍智力测验知识的著作《智力测验》，以及姊妹著作《测验概要》的陈鹤琴担任心理教育测验委员会成员，参与指导学校开展各项测验工作。郭秉文将测验的意义概括为“中华民族之强点可发挥而光大之，而其弱点之所在，亦可从事设法弥补”。此言道出新教育倡导者对引进国外科学理念，改造中国教育现状的期待心情。

　　关于后者半岛体育，教育家们力图探寻提高大众识字能力和文化水平的有效途径。当时陈鹤琴带领几位助理编写《语体文应用字汇》，将人们最常用的字汇挑选出来，不仅作为小学识字教育基本字汇，更作为成人教育、平民教育的有效工具。陈鹤琴写道：“成人教育在中国成为一个大问题，因中国大多数的成人都是不识字的。倘使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创办成人学校或各种教育成人的机关。但成人求学的时期很短，而且所学必须简易切于实用，费时要少、收效要大的法子虽然不少，采用语体文的教授却是捷径之一。用此方法，语体文字汇就又占着重要的地位了。”

　　由于1923年冬东南大学发生“口字房大火”将陶行知所收集整理的字汇研究资料焚毁，《语体文字汇研究》成为在平民教育中被普遍使用《平民千字课》的用字根据。陶行知、郭秉文、郑宗海、王伯秋、陆志韦、徐则陵、廖茂如、姚文采等人各自在自己家中动员家人学识字，推广“辅导考试自学法”、“连环教学法”。“陈鹤琴先生的老太太现在六十五岁了，也读《千字课》”。（陶行知语）

　　1923年秋天，陈鹤琴在南京鼓楼自己的住宅内开办中国第一所以实验“中国化”幼稚教育为目标的幼稚园——南京鼓楼幼稚园，首批招收12名儿童。陶行知曾在1924年向世界教育会议提交报告《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中称，自1923年秋起在鼓楼幼稚园进行的“中国化”实验“是意义重大又令人鼓舞的。”

　　1925年陈鹤琴儿童心理学研究专著《儿童心理之研究》及其姊妹篇《家庭教育》出版，开创了中国现代儿童教育先河。陶行知为《家庭教育》作序《愿与天下父母共读之》，赞誉为“系近今中国出版教育专书中最有价值之著作”。他写道：“这本书出来以后，小孩子可以多发些笑声，父母也可以少受些烦恼了。这本书是儿童幸福的源泉，也是父母幸福的源泉。著者以科学的头脑、母亲的心肠做成此书，我愿读此书者亦用科学的头脑和母亲的心肠去领会此书之意义。”

　　随着西方教育思想大量涌入，中国许多大城市的私立幼稚园、小学采用国外教学模式，宗教化倾向严重。1925年10月陈鹤琴的学生、助手张宗麟对江浙一些城市幼稚教育现状进行调查后得出结论：吾国新式教育——学校教育——皆仿自外国，此尽人所公认者也。幼稚教育之来华，尤为近十数年间事，故一切设备教法抄袭西洋成法，亦势所难免。于是所有幼稚教师，非宗法福禄培尔必传述蒙台梭利。

　　深受西方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陈鹤琴与陶行知，一方面主张儿童从传统伦理、道德和“灌输式”教育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按照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健康成长；养成良好做人习惯；手脑并用，培养创造能力；另一方面强育应适应中国国情，倡导“幼稚园为全社会幼儿的教育场所”（陶行知语）。1925年8月18日下午，陶行知在正在召开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第四届年会上，向与会代表介绍当时在江、浙、沪一带中学风靡的“道尔顿制”创始人柏克赫司特女士时讲了一番令人深思的话：

　　我们中国的教育向来是抄袭的，先是抄袭日本，后来又抄袭英、德、法，现在又抄袭美国。这种抄袭教育半岛体育，简直不是中国的教育，甚至不成教育。教育要有创造的精神。

　　1927年2月由陶行知、陈鹤琴、张宗麟等人发起成立中国最早的幼稚教育团体——幼稚研究会，创办《幼稚教育》杂志，确立“推敲切磋，真理才出；科学进步，端在合作”办刊方针；发表《我们的主张》一文，提出幼稚园是要适应国情的；幼稚园的课程可以用自然、社会为中心；幼稚园第一要注意的是儿童的健康；幼稚园要使儿童养成良好的习惯；幼稚园应当采取游戏式的教学法去教导儿童等十五条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幼稚教育最早的宣言。

　　这一年3月15日由陶行知创办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又称晓庄师范）举行开学典礼，陈鹤琴与江问渔、姚文采等人一道参加。他为陶行知先生“上以天为盖，下以地为址”的办学气魄与精神所深深感染。不久后，陈鹤琴受邀担任该校第二院（乡村幼稚院）院长。为实现陶、陈改造中国幼稚教育“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弊端的理想，建设“中国化的；省钱的“和”平民化“的幼稚园。在陈鹤琴的指导下，张宗麟、许世壁创建中国最早的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1928年1月陈鹤琴在《教育月刊》发表《师范教育的根本问题》，主张采用由陶行知先生提出“艺友制”和“教学做三者合一”方式解决师范教育的种种弊病。他将自己主办的鼓楼幼稚园与燕子矶幼稚园、晓庄幼稚园等紧密联系，相互交流；接纳晓庄师范第一位“艺友制”学生陆静霞到鼓楼幼稚园实习。

　　1929年7月中华儿童教育社在杭州成立，其前身为由陈鹤琴、陶行知、张宗麟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幼稚教育研究会。在开幕大会上，陈鹤琴被推选为主席。陶行知亲自为中华儿童教育社社歌作词，向全社会呼吁“发现你的小孩”；“了解你的小孩”；“解放你的小孩”；“信仰你的小孩”；“变成了一个小孩”半岛体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