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文章带你了解中国托育百年半岛体育发展史

　　半岛体育学前教育是教育的基础，是人才发展的伊始，而托育是学前教育的开始，全国政协委员陈小艳拟今年提交的提案之一，是

　　她注意到由于幼儿园规定三岁儿童才能入园，某种程度上制约了许多年轻的女性同胞，无法能够尽快参与到社会的生产生活当中，限制了个人能力的发挥。在广泛听取女性同胞的呼声后，陈小艳建议出台相关评估标准，在孩子能够基本自理的情况之下，不一定非要等到3岁入园半岛体育，两岁或两岁半就能够入园了。

　　其实降低入园年龄，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托育”。托育其实并不是一个新兴的事情，在我国已有近上百年的历史，想要了解托育，那么就让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下，关于中国托育的发展史吧。

　　蒙养院是清末教育体制中最初级的学校。其宗旨在于辅助家庭教育。附设在育婴堂和敬节堂内。入学年龄为三至七岁，每日授课不超过四小时。以女子师范毕业生为教师。

　　“幼儿教育”始于清末，1903年武昌成立了最早的“湖北省立幼稚园”，北京也成立了“京师第一蒙养院”。

　　1904年，清朝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把幼稚园按中国人习惯改名词为“蒙养院”。

　　传统社会中婴幼儿的教育主要是家庭承担，而清末时期，“蒙养院”的出现使中国幼儿教育从家庭教育逐渐过渡到社会教育中，托育的萌芽也就此出现。

　　其实在建国前，我们就有了托育的存在，在当时，我们称之为“托儿所”，我国最早的托儿所出现于1929年，为了“解放妇女”开始设立。

　　1938年，宋美龄在机关刊物《妇女新运》上主张，为了让妇女们有余暇从事抗战工作，要创办托儿所。

　　上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党中央在延安成立托儿所，其中最著名的是1940年在延安设立的“洛杉矶托儿所”。

　　有统计称，1949年10月前，全国共有托儿所119个，按类型分为劳工托儿所、职业妇女托儿所、工厂托儿所和农村托儿所，但未形成一定规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进入计划经济时代，以帮助女职工解决育儿困难为主要目的，发动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具有福利性质的公共托育体系建立。

　　根据1951年的统计，各种类型的保育机构已有18940处（包括托儿所、幼儿园、保育院、幼稚园等），收容儿童共578988人，尤以农忙托儿所和工矿托儿所发展最快。

　　截至1954年，全国厂矿企业、医院、学校等系统已建有托儿所4003个、哺乳室2670个。

　　1955年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会厂矿企业托儿所工作会议”，确定厂矿企业托儿所工作方针。

　　1956年，教育部、卫生部、内务部颁发《关于托儿所幼儿园几个问题的联合通知》，对托儿所、幼儿园的管理和领导等问题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托儿所和幼儿园应依儿童的年龄来划分，即收三周岁以下的儿童者为托儿所，收三至六周岁的儿童者为幼儿园”，在管理和教育等业务上，“在托儿所的方面，则统一由卫生行政部门领导；幼儿园统一由教育行政部门领导。”

　　1979年6月18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十分重视发展托儿所、幼儿园，加强幼儿教育”。

　　1979年10月，中央、国务院转发《全国托幼工作会议纪要》明确了“坚持‘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恢复、发展、整顿、提高各类托幼组织”。

　　1980年11月，卫生部颁发了《城市托儿所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确定了我国托儿所制度。

　　这一《条例》指出，托儿所是3岁前儿童的集体保教机构，必须贯彻实行以保为主半岛体育、保教并重的方针，为把儿童培育成体格健壮、品德良好、智力发达的下一代打下基础。

　　根据《人民日报》报道，1980年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共有各类托儿所、幼儿园98.8万多个，入托儿童3400多万人，入托率28.2%。

　　1995年，全国各级各类托儿所已接近27万所，托儿所比幼儿园的数量要多40%以上，城市入园入托率达70%。

　　这个阶段的托育服务主要是依靠企业、机关等单位自行负责为主，少数为民办托儿所，托儿所种类复杂，分管所属不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转向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职能下降，公共托育服务慢慢淡出大众视野，托育服务进入到“家庭负全责”阶段。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企改制等政策的推行，企业附属托儿所纷纷关闭，旧有的农村、街道托儿所也大都不复存在。

　　1995年，国家指出“推进幼儿教育逐步走向社会化”，标志着托幼服务的主要提供者从政府转变为市场。

　　1997年，国有企业改革，从25.4万户，到2007年减少到11.5万户，年均减少1.4万户。

　　2003年，教育部牵头提出，幼儿园开办要坚持走以市场为主体的模式，家长通过市场购买服务的形式解决托幼需求。

　　据教育部2005年第二期《教育统计报告》显示，相比于2000年，短短五年间，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56668所，锐减70%。其中，托儿所的消失比重远大于幼儿园。

　　以上海为例，可以看出，在2000年之后托儿所大幅度下滑，2015年上海独立设置托儿所只有35所，比2011年减少了21所，托儿数只有5222人，比2010年减少了3000多人，0-3岁的婴幼儿的照顾责任已基本由家庭承担。

　　到后面的发展，托育体系遭到冲击，多数企业迫于市场压力也取消了托育服务，渐渐地，“托育”渐渐地淡出了我们的视野。

　　2022年人口负增长85万人。这也是我国人口自1962年以来（即近61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

　　发展都是有历史局限性的，在市场经济飞速发展的20多年里，我们国家的确得到了飞跃式发展，但也面临了新的问题——出生人口下降。

　　显然继续沿用之前的模式已经无法应对现在的问题，那么托育这个曾在国内有过近百年历史的项目，也将迎来新的机遇。

　　全国政协委员、湖北首义律师事务所主任谢文敏建议，加强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完善生育配套支持措施；鼓励企业、工会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整合自身资源开展寒暑托、课后托、全日托等类型的托管服务。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夏杰带来一份提案，建议尽快建立和完善托育人员资格准入制度，保障托育人员合法权益，多渠道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培养。

　　相较往年，今年有了更多的托育提案，而就在 3月15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就《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提出，家庭托育点是指利用住宅，为3岁以下婴幼儿提供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托育服务的场所。

　　虽然这只是一个家庭托育的征求意见稿，但是结合两会中关于“托育”的各种建议，我们可以看到，今年托育将迎来更多的支持与机会，不论是家庭托育，还是幼儿园的托育一体化，都可以早早准备起来。

　　我们常常在寻找属于今年的风口，而政策就是最大的风口，年初的动向往往是今年的规划的信号。而今年，托育是国家发展的战略内容，是社会幼儿家庭的刚需产业，是促进民生发展的一大内容，对托育今年将充满信心！

　　有了信心以后，就要去更多的思考，如何准备并做好托育。根据2022年中国婴幼儿家庭调查显示，在选择托育机构时，家长的首要考虑的因素是服务质量，其次是收费情况、课程体系和安全保障等，可见提升服务还是重中之重。

　　对于家长选择托育的原因，做学前教育的大家都十分清楚，那么我们需要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思考如何去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

　　完善场地设备，及时补充符合托育幼儿的五大领域和八大智能的全面发展的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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