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体育儿童性教育：小心熟人！原创

　　半岛体育2020年6月，北京，女童保护基金部分志愿者合影。该组织是全国各地百名女记者于2013年6月1日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图/杨昶）

　　郑凤鸣是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的讲师。当天的课程，有200多位家长来到直播间半岛体育。

　　“平均每天媒体会公开报道一起性侵儿童案件，其中70%是熟人作案，男童被侵害占比10%左右⋯⋯”

　　郑凤鸣上这堂课的主要目的，是让家长走出对于儿童防性侵的误区，并告诉他们，孩子突然出现症状时千万要注意，以及孩子被性侵后又该如何面对。

　　2013年，海南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案”发生后，孙雪梅联合百名女记者发起“女童保护”公益项目，希望普及儿童防性侵教育，推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完善，对受侵害的孩子进行法律和心理援助。

　　如今，“女童保护”在全国31个省份相继开课，覆盖超过372万儿童、59万家长。

　　山东省潍坊市临朐县某村的一个老师，在村里、镇上口碑都很好，2015年他女儿出嫁时，全村村民都前来祝贺。

　　但没过多久，有家长举报该老师性侵女学生。这事在当地的教育系统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包括同镇的刘家营小学的侯校长在内，大部分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当性侵害事件发生在身边时，人们的反应除了愤慨，还会伴有一定程度的后怕。郑凤鸣当时每月都去刘家营小学支教，给学生上音乐课和美术课。

　　侯校长把那个老师性侵学生的事告诉郑凤鸣时，郑凤鸣陷入担心：没有人知道坏人的下一个目标会是谁。

　　但具体又该如何入手？一至三年级的教学大纲里没有涉及性教育的课程，农村老师不会教，靠家庭教育来完成，又显得极不现实。

　　2014年，“女童保护”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儿童安全教育在部分地区止步不前，原因是缺少自上而下的权威教案。

　　比如，初中生物课中的人体生殖器一课，就常常因为考试不考而被多数老师直接“略过”。

　　其实，早在2011年，教育部就将性教育纳入《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但性教育在国内的开展却异常艰难。

　　近年来，国内出现了大量关于儿童性教育的绘本和书籍，但这些都没有进入教学大纲。

　　2017年，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出版了一套儿童性健康读本，不过最终也难逃被撤回的命运，因为网友认为这套读本的尺度“太大了”。

　　郑凤鸣有两个儿子，在她看来，男孩比女孩“安全”，相关的性教育也没必要太早进行。

　　带着这样的偏见，郑凤鸣报名参加了“女童保护”的讲师课程，包括隐私部位、不必要触碰的部位在内的60多个知识点，都需要她进行系统记忆和理解，考试获得90分才算过关。

　　“背心遮住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隐私部位，我们的隐私部位不可以随便给别人看和摸。”

　　“陌生人会带来性侵害，熟人也会，只要有人做了令我们不安全、奇怪、别扭不舒服的举动，我们都要告诉父母。”⋯⋯

　　郑凤鸣在刘家营小学讲了第一堂课后，她得到了侯校长的肯定：“对于这些话题，农村老师真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讲，孩子自己也不会说。如果早一点教会孩子们怎样防性侵，或许悲剧能少一些。”

　　在纪录片《日本之耻》中，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公开长相、以本名控告性侵的女性——伊藤诗织坐在出租车里说：“我多么希望我可以回到当时，并且教我自己应该怎么做，因为从来没有人教过我。”

　　在课堂上，想让每个孩子大声说出“我不认识你，你不要碰我”“我还没到14岁，你想坐牢吗”并不容易。其实，拒绝是一种能力，有时候也需要练习。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思琪问妈妈：“为什么我们家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性教育？”

　　组图 ：“女童保护”的办公环境。这个机构以“普及、提高儿童防范意识”为宗旨，致力于儿童防性侵教育。（图 / 杨昶）

　　那么，到底什么人才是需要性的人？当谈论性教育时，成年人到底在想什么？是、AV片、怀孕还是艾滋病？

　　2016年，在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的一个寨子里，方圆不到两公里，在两年内发生了三起儿童性侵害案件，且都与受害人的亲人有关。

　　事情虽大，但多数家长也只是在事后告诉孩子“放学早点回家”，现实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孩子们也不知道。

　　冯其伟第一次接触生理卫生课，就是在正安县中专学校，当时男生和女生分开上课。而这些年里，作为志愿者的他，接触过几位被性侵者的援助工作。

　　大多数时候，他的感受就是两个字——无力，因为这比其他任何救助都难，除了身体和心理创伤，这些受害者还要面对家庭与社会的偏见。

　　英国《性侵害幸存者自助手册》这样描述性侵害给人带来的影响：性侵害幸存者会感到自责、无助、自我厌恶，并且由于失眠、噩梦、思绪混乱等原因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不佳。

　　2017年，冯其伟通过和当地政府、社会组织、公益机构合作，在正安也就是遵义最后一个贫困县全面推广女童保护防性侵课程。

　　正安照搬徐州开展“一校一讲师”的模式，全县80%以上的学校都配备了一位在职讲师，既方便上课，也有利于课后防御。

　　每次下乡走访，他都会特别关注没有女性监护人的家庭，“尤其是女孩，我们会告诉她单独睡、睡前锁门，要有自我防范意识”。

　　很多年前，在距离冯其伟老家的寨子不到一公里的山上，一个老人趁家里没人，性侵了二婚老伴年幼的孙女，最终被判8年有期徒刑。

　　4年来，冯其伟一直关注儿童性侵害情况，根据以往的案例，隔代教育、单亲家庭比较容易发生性侵害案件。

　　这些都是科学知识，但这条科普之路目前看来依然任重道远。性教育的开展，建立在大众观念不断更新的基础上。

　　2017年11月，广西，孙雪梅给孩子们上“拥抱青春”性教育课程。（图 /由被访者提供）

　　就在过去几个月，烟台高管涉嫌性侵未成年少女、四川12名男生公开讲述被高中男老师性侵经历、网红博主周贝蕾与39名同学实名举报绵阳一学校校长性骚扰女学生等一系列案件相继曝光。

　　当大众从热度中回过神，试图深入谈论事件本身，才发现我们仍处于“受害者有罪论”的环境之中，过度曝光造成了不可避免的二次伤害，每一件与性相关的事件背后，都反映着性教育的不足。

　　由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中国青年网络、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共同发起的《2019—2020年全国大学生性与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显示，57%的大学生从来没有和父母谈论过性话题。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一项调研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家长觉得，因为“不知道要教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教”，最终导致自己没有给孩子进行过任何性教育。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依然会有人站出来问：‘这样的尺度会不会太大？’防性侵是性教育的一小部分，我们距离真正的性教育还很远。”孙雪梅说。

　　在儿童性侵害事件发生后，国内目前的救助体系还不完整，缺少专业机构的介入。

　　一般家长与孩子因为涉及个人隐私，多会选择沉默；再加上媒体曝光受害者的隐私，不少孩子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二次伤害。

　　相比之下，在美国，处理儿童性侵案件时，执法的警官、法官、检察官都经过专门训练，出警的时候由社会福利部门配合；

　　在瑞士，新出台的法律规定，对不满12岁儿童进行性侵或者色情犯罪的诉讼，将不再有时限约束，他们可以随时将犯罪者绳之以法，让受害儿童永远有开口的机会。

　　每当越来越多的性侵受害者选择用化名进行自述时，孙雪梅认为，“这些曾经的受害者，他们选择讲述自己的故事时，都希望能够带来一些改变，也希望我们不要辜负他们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