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宫2820世纪中国教育思想的新变化——百年

　　南宫28文章通过对20世纪中国教育思想演化的简单考察,指出中国教育思想在整个二十世纪形成了两方面的主要变化:一是教育注重人的全面发展;二是教育开始走向平民化和大众化。这两方面成为二十一世纪教育的先声,影响着当今教育的现状。

　　人类社会进入了21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素质教育的呼声不绝于耳。中国教育思想经历了近百年的演变,形成了当今以人为主体、注重素质教育,提倡教育大众化、平民化的局面。整个20世纪,中国教育思想最主要的变化便体现在这两方面,一直延续并影响到当代的教育。一战争后,外国的坚船利炮轰开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自此清朝国势江河日下。出于挽救封建统治的需要,一部分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的教育进行改革,提出向西方学习。在此之前封建王朝的教育目标是培养适应统治需要的士大夫阶层,教育内容是以儒家道德礼教为核心的伦理纲常,强育道德方面的重要性,教育被异化了。统治者通过科举取士来选拔人才,灌输一些道德仁义方面的信条荼毒莘莘学子。这种教育体制下培养出来的都是些死守书本的士人,“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好巢袭者不可与言文字。”①地主阶级改革派认为,要抵御外国的抵抗,就必须提倡“经世致用”,“师夷长技以制夷”,从魏源、林则徐到龚自珍无不提倡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洋务派更是把这种观点贯彻到实际,掀起了洋务运动,开设新学堂,造洋枪、洋炮,培养各种新型的高级人才。这一时期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虽然看到了封建教育的某些缺陷并试图进行改良,但他们主张的是“道惟求旧,器惟求新,变器不变道,变末不变本,亦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②他们关注的是教育如何转化为强大的生产力,而教育塑造人、改造人的功用仍然被忽略。甲午海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促使人们进行反思。19世纪末出现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维新派。他们认为中国的衰弱不仅由于科技落后,更是由于“民智”未开。洋务教育之所以成效不大,是由于只注重技艺,而未关注到人的本身。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应该关注人本身的发展。而要对人进行改变,只有注目于学校一途南宫28。严复最早提出救亡图存的“三育”论:即“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梁启超更是明确地提出“新民”观点,而废除科举制度是培养“新民”的根本前提,“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①废科举是维新变法的内容之一。维新变法最终失败了,而清王朝的统治也即将降下帷幕。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清王朝模仿日本实行新政,在教育方面废科举、兴学堂,派遣出国考察团、建立专门教育行政管理机构,企图为清政府教育机制重新注入生机。清政府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曾经在观念和制度上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一定的荡涤,某些措施甚至成为近代教育制度的滥觞,然而封建统治的本质没有改变,清王朝的改革对于病入膏肓的教育机体的效应就如同隔靴挠痒、刮肉补疮,清朝封建教育体系随着其统治的覆灭也在20世纪初宣告结束。二20世纪前期,中国教育思想经历了两次重大的变革:第一次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这一时期主要是对封建教育的彻底否定,普及资产阶级新式教育,倡导教育的平民化;第二次发生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主张教育应解放人性,注重塑造健全人格。这两方面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只是在各个时期凸显不同的重心和地位。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这场资产阶级革命以摧枯拉朽的势力横扫中国大地。资产阶级建立政权后,急需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才,因此他们倡导建立新教育机构、改革学制、变更教学内容等,以发展事业教育、普通教育、社会教育、女子教育,培养健全人才、满足当时社会的需要。民国初年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历经新旧嬗变的关键时期,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12年1月,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他十分重视全国教育的发展,多次发布有关发展教育的令示,强育为立国之本,大力倡导发展高等、师范与女子教育,普及义务教育。教育的普及实际就是教育的平民化和大众化。教育的平民化和大众化是相对于教育的精英化而言的。教育的平民化和大众化倡导的是重视教育的平等权。由于教育在古代作为维持国家统治的工具,受教育权更多是掌握在上层阶级手中,劳动人民的子女只能通过其它渠道例如私塾进行教育。辛亥革命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党人为普及大众教育进行了不懈努力。孙中山多次强育贵在普及,“让人人都能读书,才可说是普及教育制度”,②“厉行教育普及,以全力发展儿童本位之教育”,③要使“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奋于学”;④这些为民国之初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为了扭转社会风气,进一步扩大受教育者的范围,资产阶级教育家们在普及各类正规教育的同时还大力发展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是正规教育的重要补充。办好社会教育对匡正社会风气、废除旧习俗、树立新风尚、提高国民素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别是在民初共和时期,很多家庭由于经济原因无法供给学龄儿童读书,或是迫于生计中途辍学,社会教育作为学校和家庭教育的补充尤为重要。当时各等地盗匪繁多,劫案时有所闻;烟花柳巷,嫖娼、吸毒、赌博者屡禁不绝;出现这些情况很大原因是由于市民素质低下,教育家们认为要提高市民素质,在全社会进行移风易俗,就必须以多样的形式为他们提供社会教育,使他们通过耳濡目染,亲身参与逐渐加强自身素质,以扭转社会风气。他们创办了“半夜小学、补习小学校”,及“改良剧本、电光影戏、各街坊阅书报处、图书博物馆、各区公共游戏场、体育会、公共演说场、宣讲所、学术研究会、辩论会、白话报”⑤等社会教育事项,以期能养成市民们健全的心理人格,成为具有新思想的资产阶级市民。此外,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还设立专门机构宣传新教育、反对军阀克扣挪用军费,为实现教育的大众化和平民化不遗余力。女子教育的兴起也是教育大众化的一个体现。在中国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女性没有受教育的权利,广大女同胞的才智个性被严重的抹杀。从清末以来一直都有关于女子是否应当受教育的争论,太平天国首先赋予女子的受教育权利,维新派将女子教育问题再度提上议事日程,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教育要普及,“尤应养成一般女子皆具普通知识”。⑥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彻底的打破封建束缚,大①②③④⑤⑥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页。《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4-75页。《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4页。《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页。《广东督学局章程》,广州《民生日报》1912年6月19日。《男女教育之平等》,广州《民生日报》1912年7月2日。力推行女子教育,鼓励女子上学、实行男女同校,使更多的女同胞走进学堂接受教育,把女子教育变为较广泛的现实。资产阶级革命派这一举措对以后的女子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五四运动以后,随着对人性的倡导与觉醒,自觉接受教育的女性人数进一步增长。在解放前,甚至有一部分女性还接受了高等教育。女子参加教育,对于推进教育的大众化和平民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教育大众化虽得到初步的实现,然而资产阶级刚确立的教育方针又被颠覆了。早在民国成立伊始,孙中山先生就强育对改造国民人格的重要性:“今民国既已完成,国民之希望甚大,然最要紧者为人格。我国受专制者已数千年,近二百六十余年,又受异族专制,丧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复其人格,第一件须从教育始。”①蔡元培也于1912年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他认为,教育应该以培养健全的人格为方针,并对封建教育的核心内容———“忠君”与“尊孔”进行批判,他明确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②主张以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取代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者,皆今日之教育不可偏废者也”。③这就是他为民国教育所提出的“五育”并举、使受教育者全面和谐发展的新教育宗旨。它积极冲击了旧教育领域内的封建专制主义,成为培养近代国家所需人才的指导方针。他的这一思想体现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的教育精神,1912年7月,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基本上接纳了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将其作为资产阶级的教育宗旨。但由于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推行复古教育,旧的教育观念又重新被灌输到人们的脑海里。在他推行尊孔读经的期间,教育又仿佛回归到封建社会时代,资产阶级革命家要求解放人性、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方针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封建伦常所强调的忠、孝、仁、义等儒家道德教条。针对教育上的倒行逆施,很多学者和专家纷纷发表战斗檄文,要求废除封建教育内容。1919年,新文化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高举“科学”、“民主”两面大旗,批判孔孟之道的旧教育,提倡政治与教育民主结合起来,发展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新式教育。陈独秀认为“新教育对于一切学校的概念,都是为学校而设立的”,“都应该公开,使生活上人人都能享用”,“引车卖浆之徒,瓮牖绳枢之子”都能进校。④鲁迅对封建教育批判更是入木三分,阿Q的形象实际上就是传统奴性的写照。李大钊则撰文指出,孔子的学说如果“相沿下来,中国的学术思想都与那静沉沉的农村生活相照应,停滞在静止的状态中,呈现出一种死寂的现象”⑤。蔡元培、胡适、吴虞等也对封建教育进行批判,他们都认为没有国民性的根本改造就不可能有中国教育的整体创新,人的现代化到社会的现代化也就是一句空话。五四爱国运动后,受民主思潮的影响,以培养健全人格为宗旨,20世纪20年代前后,民主教育家们不遗余力地推介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思想,在当时形成了一股以教育组织形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平民化、通俗化为标志的教育思潮。如国民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思潮、平民主义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职业主义教育思潮、美感教育思潮、科学教育思潮、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潮等。然而,中国教育界在模仿日本、继而借鉴欧美后,却发现教育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痛定思定之后,教育家们发出了“新教育中国化”⑥的主张,教育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久,中国人民就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从此开始了抗日救国的艰难时代。不同的社会环境滋生了不同的教育思潮。这期间,既有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思想控制的法西斯教育思想,也有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推行奴化教育思想。这两种教育思潮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投降和蒋介石政府败出大陆而宣告消失。这期间,早期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潮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开始登上舞台。马列主义、思①②③④⑤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8页。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038页。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036页。陈独秀著:《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7页。庄泽宣:《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中华书局印行1938年版,第1页。想成为指导中国教育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间直到解放后,无产阶级的教育主张逐步得到贯彻和实现。无产阶级教育家们主张普及教育,关注健全人格的实现。徐特立可作为近代无产阶级教育家的典型代表。徐特立主张为革命办学、依靠群众办学,办教育应重实际,重创造。他倡导女子教育,曾经创办过周南女学、长沙女子师范和湖南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他对封建特权教育提出尖锐的批判:“人民对于教育毫无权利,只有义务,于是旧式教育就称之为义务教育”。①他的很多教育思想直到今天还具有指导意义。例如他认为教育大众化不等同于教育的庸俗化,我们今天在倡导教育大众化的时候,也强调不能以数量牺牲质量。1950年,徐特立提出“民办公助”的办学方针,发动社会力量办学,使教育能够大面积的普及,当今许多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为解决庞大的升学需求分担了一部分压力,这也印证了其教育思想的前瞻性。此外,人民教育家陶知行倡导生活教育、爱国教育,打破教育与学校、与社会隔离的藩篱;注重幼儿教育的陈鹤琴更直接的提出“活教育”的主张,他认为,“活教育的目的就是做人,做中国人,做现代中国人”,②受教育者必须有:一,健全的身体;二,又有建设的能力;三,要有创造能力;四,要能够合作;五,要有服务精神。他的这些观点很大部分成为今天素质教育的先声。三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教育方针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在教育培养目标方面,继承了近代“培养健全人格”这一教育理念。1949、1950年,中国的教育方针是培养德、智、体南宫28、美的接班人;1957年,毛主席提出教育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从1958年开始,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教育又开始走向政治化,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衡量大学生的合格与否,着重以政治表现的优劣为标准,抹杀了学习成绩的重要性,这一思想观念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拨乱反正以后,同志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解放思想、增加投入,发展教育。他的思想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导思想。以他的思想为蓝图,教育培养目的继续朝着培养德、智、体、美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前进。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指出:“国家培养青少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的全面发展。1985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中又指出:教育要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各式各类人才;“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主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现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③,即培养“四有、两热爱、两精神”的人才。进入90年代,面对世界经济政治的新变化,学校教育需要培养出更多能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提出教育要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鼓励学生的创新精神的培养,使学生能融入多元社会,素质教育也相应出台。今天振兴素质教育的跨世纪工程已经启动并付诸实施,部分素质教育实践基地也进入科学化、制度化建设。素质教育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的教育思想经过了近百年伤筋痛骨的探索,终于实现了教育理念上的根本变革。教育要培养有素质的人才是共识,但是这一认识却与教育的普及未能取得一致的效应。教育普及的目的本来就是要使大众的素质都得到提高;而提高大众的素质,有赖于教育的普及,但是中国的国情和人们头脑的观念却使教育这一体的两面成为一对矛盾。在教育的普及方面,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确定了实施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针:为工农服务,为生产服务。④这就保证了各级学校向工农子女开门,确保劳动人民受教育权。中国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加上人口众多,教育的普及,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仍然渺茫。改革开放以后,现代化建设开始。80年代①②③④徐特立:《读〈教育通讯〉创刊号之我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徐特立:《活教育要怎样实施的》,《活教育理论与实施》,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45页。③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选自《教育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6页。④《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载于《人民教育,》1950年创刊号。提倡精英教育,以牺牲绝大多数为代价,出现了“少年班”等精英教育的形式。教育大众化的滞后使教育目标被扭曲,学校变成了高考的预备机构。进入90年代,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大部分普及,教育的大众化和平民化更多的表现在对高等教育的需求上。这一时期的教育虽有所发展,但经济因素在教育中的影响扩大了,用经济规律来指导学校教育,注重名牌效应,忽略了教育质量。如果说以前的教育曾经是“政治上的”,那么那时应该是“经济上的”。由于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急需教育进行改革,高等教育的改革开始朝着大众化的方向迈进。中国基于对高等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也打出了“教育兴国”的口号。在8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低于5%,进入90年代,有所增长,1997年为7.1%,1998年为9.8%,1999年增至10.5%,2000年号召扩招也只达到11%。可见,在教育的大众化和平民化上,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我们仍然有很长一条路要走。然而,无论如何,进百年教育的探索和发展,已经使初等和中等教育得到了大面积的普及,打破了教育为上层阶级所垄断的局面,教育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的大众化,为21世纪中国教育的进一步普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千淘万漉虽辛苦,淘尽黄沙始得金”。中国教育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有声有色的演变中,教育最终形成以人为主体、注重素质教育,提倡教育大众化、平民化的指导思想,预示着中华民族教育发展的生机与走向。在回顾百年教育的演进轨迹的同时,我们有必要对素质教育和教育大众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我们应看到“应试教育”教育的影子仍然在徘徊,对于应试教育的思维定势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教育的大众化还存在着以数量来牺牲质量的状况。这些是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历史告诉我们,教育改革归根到底必须服从和服务社会发展和时代的需要。我们也要进行观念和思想变革,才能将业已形成的以弘扬人的个性、张扬人的主体价值,培养创新人才为旨趣的素质教育改革以及教育的大众化线世纪的现代化建设当中。[1]黄书光.“五四”时期的教育变革与当代教育创新[N].中国教育报,1999-05-08(4).

　　[3]周可桢.五四运动与教育界的一场思想革命[J].学术研究,1999(2).

　　①魏源著:《默觚.治篇五》,《魏源集》上册,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9页。

　　②龚书铎:《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自序》第4页。

　　①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页。

　　②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038页。

　　③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第1036页。

　　④陈独秀著:《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

　　⑤《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97页。

　　①徐特立:《读〈教育通讯〉创刊号之我见》,《徐特立教育文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②徐特立:《活教育要怎样实施的》,《活教育理论与实施》,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版。第45页。

　　③③人民教育出版社编: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决定》,选自《教育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