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新篇章迎接新挑战 2021药明康德全球论坛实录半岛体育

　　半岛体育在近日举办的2021药明康德全球论坛上，40多名行业顶尖意见领袖跨越时空，分享经验教训以及对未来创新机遇的独到见解。为期3天的精彩讨论吸引了全球超过6000名生物医药行业同道线上参会。

　　为了便于更多新老朋友领略、重温专家洞见，药明康德内容团队近期将持续推出论坛所有10场讨论的文字实录。第1篇的讨论主题为“迎击挑战”。更多报道请持续关注“药明康德”公众号。

　　“纵观生物医学研究企业以及许多不同疾病领域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时，我们已经知道，当我们齐心协力并专注地努力实现目标的时候，科学可以真正为我们带来什么。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在本月举办的2021药明康德全球论坛期间，在药明康德联席首席执行官杨青博士的主持下，BIO总裁兼首席执行官Michelle McMurry-Heath博士、英国生物工业协会首席执行官Steve Bates先生、以及世界经济论坛“健康与医疗保健的未来”全球负责人Arnaud Bernaert先生共同就新冠疫情下行业如何真正地“迎接挑战”进行了深入探讨。

　　杨青博士：早上好。欢迎莅临2021药明康德全球论坛的第一个环节。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加速突破，造福病患。在这个环节，将有三位杰出的嘉宾和我一起。我们将要讨论的主题是：迎接挑战。2020年是一个独特的年份。我确信，当我们度过新年假期时，有很多需要反思和期待的事情。

　　我将向嘉宾们提出我的第一个问题。首先从BIO总裁兼首席执行官Michelle McMurry-Health开始，接下来另外两位嘉宾将与她一起来讨论这些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新冠）大流行对医疗健康和生命科学行业带来了哪些挑战和机遇？

　　Michelle McMurry-Heath博士：疫情带来了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挑战。这一年发生的一切原本无法预见，但也许我们应该预见。这个行业必须对过去每一个预设发起挑战，包括如何工作，如何合作，如何反应，（如何保持）研究的速度，以及如何向患者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行业如何做到了真正地迎接挑战，这非常了不起。我们为全球的生物技术公司感到无比自豪。

　　BIO一直在追踪所有响应COVID-19的研究和开发计划。在2020年的12个月里，这些公司共计启动了838个研究开发计划，旨在预防、阻止或解决COVID-19。我们从中看到大家相互合作彼此激励，来对抗人类共同的敌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杨青博士：谢谢你，Michelle。这确实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们都感受到了你的激情。接下来我们转向Arnaud，从你的角度，我期待有不同的观点。

　　Arnaud Bernaert先生：我同意Michelle的观点。我对行业的努力和已经取得的结果点赞，包括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发出治疗性疗法和疫苗。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讨论一些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不同的研究联盟之间仍然有相当多的重叠。比如说，我们有ACTIV（NIH和多家医药公司构成的疗法和疫苗开发合作），我们有BARDA（美国生物医学高级研究和发展管理局）。在欧洲，我们建立了加速研究的联盟。我们还有治疗加速器（Therapeutics Accelerator）和由世界卫生组织（WHO）运作的ACT（Access to COVID-19 Tools）这样的组织来开展团结试验。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进行越来越多的交流和协调。

　　此外，我们也在维持非新冠患者接受治疗的可及性。众所周知，癌症诊断每延迟一个月，就会对患者预后率产生7%到13%的影响，这是相当严重的。因此，我们需要想办法来让这些患者获得护理。

　　回到可及性的话题上。在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上，大家都关注的一个话题是疫苗的可及和公平，这是在获得疫苗方面相当严峻的问题。但这也是一个机会，让行业能够与COVAX或ACT-Accelerator这样的组织展开更多合作，为不同国家都保留一定剂量的疫苗。

　　杨青博士：谢谢你，Arnaud。我想，疫苗肯定是讨论的核心问题。这是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我们稍后就会深入到疫苗领域进行探讨。现在让我们转向来自伦敦的Steve Bates，他是英国生物工业协会的首席执行官。Arnaud的观点代表世界经济论坛， Steve的观点代表英国同行。

　　Steve Bates先生：非常感谢。当看到这个充满憧憬的话题-“加速突破，造福病患”时，我在想，谁能想到2020年这一领域会如此活跃。我想到了两个挑战和两个机会。社会给我们的挑战是：需要一个解决方案。而科学正在向着寻找答案的方向努力。我们已经迎接了这个挑战。

　　第一个机会在于，我们展示了作为一个团体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我们在阿斯利康（AstraZeneca）/牛津大学的疫苗中可以看到了一点，在mRNA封装技术的开发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在基因组技术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也有机会在（更多）实践中展示这种本能。

　　作为一个来自英国的团体，我们已经表明我们是以科学为基础。我们也展示了合作精神。我们为全球着想。但正如Arnaud所说，可及性仍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谈到挑战，我们发现了在全球尺度上做事情的挑战。即便在先进行业中，我们也看到了疫苗的产能限制。在全球尺度上以需要的速度推进工作是大家需要的。但在全球做到这一点，还非常具有挑战性。

　　杨青博士：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三位（的观点）已经涵盖了全球及各区域的不同视角。既然关于疫苗的话题不断被提到，那么就让我们深入讨论这个问题。这显然是我们与COVID-19战斗最前线的中心。那么请问Michelle，你认为合作如何在加速COVID-19疫苗和其他治疗方法研究中发挥作用？

　　Michelle McMurry-Heath博士：很振奋看到我们这个行业一直以来都充满合作。可以看到，大型医药公司与小型生物技术公司之间的合作十分活跃。这些小型生物技术公司往往处于科学的前沿，在不断尝试最具创新性的方法和方式。很高兴看到这样的合作还在向前推进。

　　联邦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之间也在紧密合作，也是过去从未见过的。BIO建立了一个COVID-19中心（COVID-19 Hub），可以让人们拥有一个类似Craigslist 的网站，在这里他们可以说，“嗯，我需要生产制造能力；我需要先进的mRNA技术”，并允许来自世界各国的大大小小的公司以这种方式加快合作。而这在过去可能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很高兴看到人们团结在一起，形成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这也是必要的。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全球合作关系和彼此协作，这非常关键。例如COVAX、ACT-Accelerator、BARDA以及CEPI（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所有这些对于大家取得非凡进展起到了不可缺少的作用，特别是在疫苗开发方面。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领域，需要一些国际间的合作，而这样的合作对于帮助我们更快地到达目的地非常重要。

　　我们也从合作中学到了一些东西。在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我认为我们在创新科学和发现科学方面的合作做得更好，但是当涉及到临床试验以及如何分发疫苗时，我认为我们还可以从COVID-19中学习更多。这样我们才能为未来做更好的准备。

　　杨青博士：的确如此。我相信，我们的全球大家庭，无论从中学到了什么，其中许多（经验和教训）都将对可能再次出现的流行病产生巨大的价值。请问Arnaud，你刚刚提到了疫苗的分发。那么当你看到疫苗研发部分的工作时，你如何看待其中所展现的合作精神？

　　Arnaud Bernaert先生：我们从世界经济论坛的角度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在2017年我们在达沃斯上发起CEPI之前，我们已经非常努力地开展了一年的工作。与此同时，和我们一样的其他合作伙伴也在加紧与论坛合作方如辉瑞（Pfizer）、Moderna、强生（Johnson & Johnson）、阿斯利康以及其他许多公司进行合作。这是很好的事情。还包括与监管机构的通力合作。就像强生公司的Paul Stoffels先生曾谈到：“通常我需要两周时间才能得到FDA的答复。而现在我们一天可以沟通五次。”所以，当监管者开始参与其中时，一切会变得截然不同。

　　当然，并非全部是好的方面。例如COVAX（募集资金，统一为世界上多个国家购买疫苗的组织）虽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目前仍然资金严重不足。尤其是一些低收入国家，如果想要找到5亿剂疫苗，还需要一定时间。希望在未来三个月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改善。

　　杨青博士：当我开始对研发提出问题时，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另一个机会，那就是科学家们可以想出更多创造性的方法来降低成本，缩短研发周期，提高疫苗生产制造的效率。而且这还可能会让疫苗分发变得更容易一些，我相信这也会对可及性有所帮助。请问Steve，你也处在一个非常独特的位置，你对疫苗的研发有什么想法？

　　Steve Bates先生：我们必须对COVID-19基因序列的公布表示敬意，因为这使大家开展早期合作，获得早期洞见成为可能，这是在许多不同平台中开发新疫苗的先决条件，现在这些新疫苗正在发挥积极作用。将这一重要数据全球共享对大流行病产生了真正的影响，并使研发出预防治疗方法得以真正实现。这是一件受欢迎的事情，而且非常重要。

　　我曾参加过一个行业协会，它在政府、学术界、小公司、合同研究机构和大型医药公司之间起到了纽带作用。当看到不同团体以这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进行合作，我认为这是非凡的。我们已经能够从一些国际合作中受益。然后，这也给我们带来了研发成功后的挑战，那就是分发。但我认为，这（对于挽救更多病患来说）是确实的挑战。

　　如果可以提临床试验，在英国我们能够从中受益的事情之一在于，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会认真运作并让社区人群参与这些试验。正因如此，我们得以利用早期的科学数据，证明（dexamethasone）确实对治疗新冠疾病起到了作用。我们还看到那些通过WHO和其他数据共享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建立的合作，使得一些荟萃试验或试验的荟萃分析显示了类固醇的益处。它们不处于疫苗开发的前沿方向半岛体育，但是对改变重度COVID-19患者治疗模式有着重要的贡献。在全球许多地方在几个月内就能获得这些药物，而且是许多医疗系统可支付的价格。

　　最后，这种合作当然是以国际规范和知识产权为基础的。在一个行业中，如果没有知识产权来确保能够合作，就很难以保证开展工作的速度和规模。但这个行业的批评者并不总是强调这一点。这是我们今年所看到的合作的基础和重要因素。

　　杨青博士：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结束这个话题。事实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疫苗研发上市的全球合作）史无前例。类似于某位先贤所说，对所有人和整个行业来说，这是最光辉的时刻。刚才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回顾过去。现在让我们以一种更前瞻性的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我将向嘉宾们提出我的第三个问题：你们预计这次大流行会对我们行业的创新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首先有请Michelle。

　　Michelle McMurry-Heath博士：我想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来做出判断）。但即使从这个新年的转折点开始，我们的期望也完全改变了。纵观生物医学研究企业以及许多不同疾病领域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时，我们已经知道，当我们齐心协力并专注地努力实现目标的时候，科学可以为我们带来什么。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

　　这是一个新的范例，因为多年来我们认为尚未明确的科学问题才是疾病研究取得进展的绊脚石。但现在我们知道，这更像是一件关于合作的事情，以及一种获得短期市场准入，以及一旦获得研发成功就可以为稳定的市场提供支持的能力。这是关于能够与监管机构取得联系并具有监管灵活性的事情，而且这种灵活性不会影响安全性或有效性，但在应对和适应方面更加迅速。这是我们可以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难以逾越的科学问题。因此，当我们不断前进并试图解决其他疾病领域问题的时候，如今我们有了完全不同的期望。

　　杨青博士：我的类比是，这几乎就像许多尝试远程工作的公司，他们突然看到了一些好处，就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更多地这样做呢?”如Michelle提到的，如果我们能够在科学和监管方面保持同样的严谨性，且如此迅速地将多种疫苗带到患者，那么我们将来是否能够更经常地这样做呢。我认为这显然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但潜在地为我们如何让创新惠及患者带来了新的曙光。请问Arnaud有什么看法？

　　Arnaud Bernaert先生：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在（新冠）疫苗领域所学到的，尤其是在合作方面学到的（经验）一定可以在所有领域得到应用。例如在诊断学领域，实际上只有20%的生物样本数据库（bio samples）被共享。如果不能访问这些数据，将会大大减缓诊断技术的开发速度。

　　我们基于从新冠疫苗开发中学到的经验，可以为阿尔茨海默病做些什么？例如，在重新安排临床试验，或使用人工智能挖掘过去失败药物的大型数据库，从中为有些“老药”找到“新用”。我认为，有很多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机会。我们将从疫苗的开发途径中提取出相当多的经验。

　　杨青博士：是的，我同意。请问Steve，关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对未来的影响，我相信你有更深刻的见解。

　　Steve Bates先生：除了新冠疫苗的开发，去年我们看到的DeepMind在蛋白质结构预测方面的突破能否在未来10年内产生真正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情。这可能对未来几代人产生影响。

　　在这个领域，在支持发现的科学方面，有一些根本的东西正在发生变化。比如在老年失智症研究中，已经有了老年失智症发现基金，也有一些像美国橄榄球运动员协会这样新的合作伙伴，与传统医药公司合作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其中一些合作，例如在新冠相关合作中，我们看到它们在其它疾病领域方法中也有一定的背景和基础。我认为，这是可以被借鉴的。

　　我期望看到mRNA疫苗的进一步发展。现在最让我兴奋的事情之一是我们能否预测新冠的发展趋势，病毒是如何变异的，以及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思考和建立文库预测这些突变。这将使我们有能力对在这种疾病或其它疾病中发生的任何突变做出迅速部署。

　　第二件事情是，基因组监测的价格正在降低。这个趋势意义重大。（基因组监测）能够让我们对（新冠病毒突变）有更具颗粒度的理解，这类数据的共享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追踪新冠的大流行。（基因组检测）也将使我们能够发现更多关于其他疾病发展的信息，来支持疾病研究进展。因此，mRNA疫苗的快速发展和基因组学，将成为我们关注的两个重点领域，其它的趋势包括新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以及新的国际合作，事实上已经可以看到这种趋势。

　　杨青博士：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科学家的预印版论文正在变得越来越常见。除了共享基因组序列，科学家们也越来越倾向于尽快分享论文手稿，这使得他们的同行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他们最新研究中的重要发现。

　　让我们来谈谈另一个问题，也就是关于影响的话题。这次让我们进行一些更深入的探讨，我们从中学到了哪些经验教训？换句话说，那些我们希望我们本应该做的事。这么说吧：经验教训和最佳实践。Michelle已经提到了一些关于监管批准以及其他创新过程的内容。从行业的角度看，在后疫情时代，行业学习到什么经验教训，应该保留哪些最佳实践呢？让我们来谈谈这个主题。Michelle？

　　Michelle McMurry-Heath博士：我想我们得到的最大教训是，研发项目的数目非常重要。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追踪有关新冠研发项目的数量超过了800个。而在肿瘤领域，全球目前共计只有350个左右的研究和开发项目。将对抗一种传染病（虽然它的影响非常重大）与治疗所有不同形式的癌症相比较，可以看出，（治疗癌症方面）我们采取的方法还不够多样。我们没有足够的协作的力量来获得相同的研发水平和推进速度。因此，我们不但需要尝试各种各样不同的方法，而且需要确保那些有希望的项目最终“开花结果”，因为这才能让我们最终能够获得成功科学结果。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教训是必须采取包容性的研发方法。在制定研究议程时，需要有不同的受试者参与，但也需要在临床试验中保持较大的包容性。面对不同的患者群体并讨论一种疗法是否适用于该群体时，要有相应的数据来支持。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临床试验在将来具有代表性。

　　杨青博士：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更多的尝试和更大的包容性。我认为这几乎就像是一个群体的智慧，特别是，这是一个全球最优秀的人才群体，他们通过技术联系在一起半岛体育。

　　Arnaud Bernaert先生：回到疫苗话题。我们已经了解到，疫苗开发中新平台的使用非常有用，mRNA（技术）就是其中之一。我们还认识到我们在生产制造能力方面的不足，而且看到了另外一点：很多国家想要建立自己的疫苗生产制造体系。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可以使这些不同的体系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大家都要建立疫苗生产制造体系，那么他们是否可以通过一个专注于新型技术、新型平台的网络联系起来，并针对目前30类尚且没有疫苗的病毒种类来开发疫苗，以对抗病原体。在约40类病毒中，我们仅有针对10类病毒的疫苗。如果无论如何都要通过投资来获得这种能力，我们如何能够利用这种能力来加速新平台的开发，以及针对原型病原体进行疫苗的研发。我很希望关于这类问题的讨论能够出现。

　　杨青博士：这是协同作用吗？那么不同国家的制造业基础设施如何能够自然地发挥协同作用呢？

　　Steve Bates先生：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对疫情做出最现代化的响应。这可能是连接全球的能力，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部署的能力。我认为，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了解，如果我们想要加快节奏，我们确实需要更大的（生产）规模。例如，像药明生物这样的公司 ，它所具有的全球生产能力和规模，对于完成这类工作至关重要。

　　第二，科学已经设定了很高的标准，我们应该让社会对我们的期望保持在高水平上。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知道一些科学问题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关于部署能力，我们大部分的经验都来自于埃博拉病毒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来自Wellcome Trust基金会或其他机构的委托。在英国，这可能不会立即成为公众健康问题，但有人正在研究这些课题。人们能够得到资助和支持，是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全球网络的一部分，需要继续相应的工作。

　　正如Michelle所说，在整个疫苗接种过程中都要让公众保持信心，而不仅仅是在临床试验阶段，这非常重要。让我感到振奋的是，公众对疫苗和疫苗接种过程都充满信心。2020年我一直对此感到担心。但是到了年底，我对此感到鼓舞，因为在英国我看到许多老年人在引领我们的社区。他们向人们讲解接种疫苗的好处。对我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课，它让我们保持自信，能够像研究人员一样来思考规模和交付能力。基于去年成功的经验，我们现在可以非常有信心地看待这些挑战。

　　杨青博士：是的，没错。这些都是很好的反馈。当我想到所有这些经验，在Arnaud和Steve的评论中都提到了未来。那么，让我以这个话题来结束我们的讨论。接下来，我们来讨论疫苗、中和抗体和其他治疗方法的未来。

　　相关管线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高质量向前推进。我们希望所有这些新的治疗方法都能帮助来自世界各地的患者和政府以及世界各地的医生共同抗击新冠疫情。在学到这些经验之后。

　　我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行业应该做些什么，来为下一次公共卫生危机做好准备？很明显，随着我们进入新年，我们希望结束疫情，但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准备。Michelle，你能分享一些你的看法吗？

　　Michelle McMurry-Heath博士：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认为全球临床试验基础设施和监管基础设施需要大规模升级，才能为即将进行的科学研究做好准备。除此之外，也需要用发展的眼光来思考未来的人才管线。总体来说，我们需要让更多的年轻人对科学感兴趣，让他们看到科学的力量。他们在疫情中已经见识了科学的力量，但是我们还需要吸引更多最优秀的人才加入科研领域，特别是来自不同群体的人才。我感到担忧的是大流行期间的教育状况。一些国家的学生能够继续接受教育，但还有许多国家的学生教育确实受到了挑战。我们作为一个行业，该如何看到这一点并进行补救。

　　杨青博士：我想呼应Michelle所说的，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确实需要开展更多的传染病研究，需要更多的流行病学家和更多能对类似疫情场景做出快速反馈、将所有这些（流行病学）数据联系到一起的人才。请问Arnaud，你怎么看？

　　Arnaud Bernaert先生：CEPI首席执行官Richard Hatchett在讨论这个话题时，他的典型答案给了我很好的启发：想要100天内得到一种疫苗需要做些什么？需要做两件事。

　　首先，从（疾病）监测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需要缩短两个月。此前，报告机制基本上是以国家为基础，以自愿为基础，首先向WHO报告突发事件，然后通过WHO向全世界进行通报。现今基因组监测网络可以缩短两个月的时间。

　　此外，需要让具有疫苗生产能力的创新平台组成生产联盟，致力于开发针对原型病原体类病毒的疫苗，哪怕我们对这些病毒还不是非常了解。由此我们可以节约数个星期。这样我们可能只需要100天以内就能得到新的疫苗。这就像是疫苗“登月”一样，非常鼓舞人心。

　　杨青博士：确实，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目标。Steve，你怎么看呢？

　　Steve Bates先生：我认为2020年将激励一代人，就像太空竞赛激励了一代人研究物理一样。一些看到进步，理解挑战的年轻人将进入我们的行业，推助生物医学创新。我们必须确保他们能在这个行业中获得机会。让年轻人看到这种价值可以传递给社会，并且认识到在生物技术领域，不同类型的角色都有可能做出鼓舞人心的事业。我们有责任让年轻人发挥这种热情，那种渴望加入行业的热情。我认为这是其一。

　　我们能做的另一件事是，将疫情视作是公共卫生危机历史的序章。未来我们如果重温这一章，可以了解过去全球流行病是如何发生和影响我们的。无论这是欧洲人所说的黑死病——鼠疫，大流感，还是2020的新冠疫情。

　　现在对疫情的反应而言，在一个层面上来说绝对更复杂，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与过去非常相似，例如“待在家里，不要和人接触，请保持（社交）距离。”所以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有非常高科技的药物干预，也有非常简单的非药物干预方法。我热衷于讨论的事情之一是，如何实现最快速度推进未来的疫情监测和疫苗研发，同时将（这些高科技干预手段）与非药物手段有机联系起来。疫情严重扰乱了我们的社会，使我们无法以希望的方式享受庆祝活动。希望当我们能够再次见面的时候，能够在创新科学和技术的支持下以某种形式做到这一点。

　　杨青博士：以此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小组讨论非常合适。这是一个美妙的时刻。我感谢你们所有人，与我一起参加这次跨越四个不同时区和地理区域的最独特的远程对线年，这样的视频会议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希望在未来，如果还有传统的线下的J.P.摩根健康产业大会，我可以与你们每位线下见面。我相信到那时，我们将有更多的机会去怀念，去反思。希望2021年将是我们获得患者治疗重大突破的一年。感谢Michelle，感谢Arnaud和Stev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