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药监总局举行2020年半岛体育版《中国药典》编制工作发布会

　　半岛体育9月5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0年版《中国药典》编制工作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张伟秘书长曾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药化注册司工作，是药品监管和检验方面的专家，他既熟悉监管政策又懂技术，因此有发言权。今天我们开一个有关药典方面的发布会，大家可以集中了解药典委员会和药品标准工作。

　　药典说来历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唐朝，带有官方色彩的药品典籍编纂起源于我国。

　　这里的档案室内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原始的药品标准档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些档案文件上的蝇头小楷，字写得很公整，令人震撼，让我们对那时从事药典编纂和药品标准制定的专家们肃然起敬。

　　药品标准无论是过去用手写的，还是现在采用现代的编辑手段，都要体现依法制定和科学严谨态度。欢迎张伟秘书长给大家介绍有关情况。

　　首先代表国家药典委员会欢迎各位新闻媒体的朋友们来这里深入了解药典编制工作。我先介绍一下国家药典委员会的基本概况，让大家全面了解一下，有个感性认识。

　　刚才颜司长说了，国家药典委员会历史悠久，1950年即组建，是当时最早的标准化机构之一。统治时期，当时有中华药典，现在搬到了台湾。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政府十分重视药品标准工作，开始组织专家筹划药典的编纂。原来参与过编写中华药典的一些专家也投入到中国药典的编制工作，到现在已经出版了十版药典，现在每五年出版一部新药典。每一版药典都要组建新一届的药典会。按照章程规定，药典会主任委员一般都是由卫生行政部门或者药品监管部门的行政首长担任。

　　药典工作主要与药化注册司和科技标准司有密切联系，在国家总局的组织框架内接受领导和业务指导。

　　这是历任的主任委员，李德全是第一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副委员长是第十届主任委员，当时任卫生部长。

　　这是第十一届药典委员会的组织框架。主任委员是毕井泉局长，常务副主任是吴浈副局长，三位院士是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会由67人组成，这次大的改革亮点是淡化行政色彩，改变原来清一色都是由各有关部门的行政首长担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突出专业性和技术性，请三位院士出任副主任委员，与行政首长共同领衔药典委员会。此外加强了执委会的设立，执委会主要负责把握方向，研究重大问题，作重大决策。执委会有16名院士，各专业委员会主任26个人，由各有关部委和机构推选的15个机构委员，资深专家6个人，总共67个人。

　　各专业委员会共有委员340人，聘请18位顾问委员，其中院士11人。另外，为了体现药典的社会参与性，本届委员会还新设立了观察员制度，观察员主要来自医药行业协会和学会的代表，这是新一届药典委员会的组成情况。

　　专业委员会的设置跟上一届差不多，有的委员会像中药与饮片和中成药专业委员会原来人数较多,不便于讨论问题,故进行了一分为二。另外,针对目前中药存在的突出问题，专门加强安全性研究和风险评估方面的工作，新成立了中药风险评估委员会。考虑到生物制品特殊性，专门增设了生物制品通则专业委员会。这次委员会的总人数，略有增加，主要考虑年龄原因、还有工作调动、人员变更等情况，每五年换届大约更换三分之一的委员。

　　这是委员的分布，药品检验机构约占42%，科研机关和大专院校占33%，医疗机构的中医和西医专家占11%，企业占9%，上一届企业占比是8%，企业委员占比相对国外较少一些，行政部门的委员占比从6%降到3%。

　　这是常设机构的情况。薛光华是药典委的书记，部门主要包括业务综合处、中药标准处、化药标准处、生物制品标准处、医学信息处、办公室、人事处、宣传交流处、研究室。

　　这是我们的主要职能：编制中国药典和国家药品标准，宣传培训、国际交流合作、组织药典委员会的日常运行工作。

　　刚才说的十版药典，最早从1953年开始，然后1963年版、文革后的1977年版，改革开放以后进入编制的正常状态，每五年编制一版。从1985年开始有了增补版，大致每一到两年出一本。现行版药典于2015年12月1日实施。在我们档案室里还可以看到历版药典，包括国外药典。从2015年开始增加了电子版，85年开始有了英文版。2015年版增加了药典四部，包括收载通则和指导原则，还有辅料和药包材。我们专门编写了《药典工作手册》，这是中国的《良好药典规范》的雏形。另外，还有配套的临床用药须知，这是指导医生和专业人士在临床用药方面很好的参考书。最新我们又出版了《中国药典检测技术指南》，将药典四部做了详细的解读，操作程序、工作中积累的经验也都编到里边去了。为了配合药典的实施，还编辑出版了系列色谱和光谱标准集，比如红外光谱集、薄层色谱集。围绕数字化标准，我们编纂了《数字化中药材标准》和目前国际上最全的《各国药用辅料对比标准》。

　　说到药典，是中国药品标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核心。按照国家标准化改革工作方案，国家标准体系是由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社团标准和企业标准组成。国家标准更多是强制性标准，当然也有推荐性标准，企业标准是自我申明公开遵守和执行的，社团标准则更多是自律性、推荐性和前瞻性的。

　　从国家药品标准体系的组成来看，包括中国药典、局颁或部颁标准和药品注册标准以及地方标准（药材标准、饮片炮制规范、医疗机构制剂规范）。

　　这是《中国药典》品种收载的情况，这张图是中国医药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品种要求广覆盖，覆盖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医疗保险用药目录，近几年药典收载药品增长速度比较快。从总量来讲，可以基本上实现“超英赶美”，除了原料药外，收载的制剂比较多。大家读药典可以看到前言、药典委员名单、药典沿革，综述等内容。药典的主要架构包括凡例，这是总的要求；通则，主要有制剂通则和检验方法通则；指导原则，这些都是通用性技术要求；正文或称各论。这版药典的一个特点是做了一个导引图，方便查看药典。

　　在《中国药典》的构成中，凡例相当于“法律”，是总体要求。通则是通用性的技术要求相当于“法规”。各论相当于“规范性文件”是品种的具体要求。

　　这是近三版药典的对比情况。这几年药典发展非常快，编制新版药典一般先成立新一届委员会，主要工作是审议编制大纲，制定工作规划和计划，然后再进入具体的起草与复核工作。药典委向社会公开征和集需要制定或修订哪些品种标准，专业委员会审核后，确定由哪些实验室开展起草工作，实验室包括药品检验机构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或者生产企业开展标准研究起草，起草完标准后要进行技术复核工作，复核完要进行标准公示，这个过程结束后要对反馈材料进行再审核，最后报到总局进行审定颁布。

　　我国药典历史悠久，专业性很强，其内容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接下来大家可以就所关心的问题进行提问。

　　我是新华网记者李楠，我想了解一下，目前我国的药典标准存在哪些“短板”？在完善标准过程遇到了哪些问题？

　　我从2013年到药典会工作，有个感受就是药典会虽然是个小单位，但是一个大平台，工作很重要，责任很重大。中国的药典历史悠久，古代称药品典籍，从官方组织制修订药典来说，中国最早。当年唐代政府下令，让一个专门职位的人组织四十多人编写药品的典籍，当然那时的药品主要是植物药，收载有药性、外观、作用、使用方法等一些信息，这就是药典的前身和雏形，标志从民修本草转变为官修本草。

　　我去同仁堂博物馆参观过，听讲解员介绍，最早同仁堂是前店后厂，主要为皇帝做药，药材选料、制作工艺等要求都很高，并要详细记载，这就逐渐形成了本草的典籍，后来皇帝要求将其用于公众，并由官方定期修编。这是我国古代药品典籍的发展历史，此后受西方药典的影响，从近代、现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我国药典的编纂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我们有责任和义务继承和弘扬中国药典文化，我们计划以建博物馆的方式（有实物的或电子的），记载和传播我国药典发展的历史，争取2020版药典编制期间能够完成。希望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毕局长在新一届药典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里已经把药品标准存在的短板或者存在的主要问题讲的比较清楚了，主要归结四个方面：标准缺失、标准落后、标准不管用和标准执行不到位。这些问题都是不同程度存在，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那么新中国药品标准发展了这么多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怎么还会有这些问题？制定和修订标准是一个持续完善不断提高的过程，标准提高永远在路上。毕局长有一段话特别指出，我们国家的标准跟欧美国家相比较为什么有差距？很大程度是上市药品标准不高，缺乏原研产品作为参比制剂。中国是以仿制药为主的制药大国，当时搞仿制药是为了解决有和没有的问题，冲破专利的障碍，解决市场急需，所以当时标准并不是太高，我指的标准是标杆，我们没有建立“橙皮书”制度，所以仿制药没有拿出高的标准，特别是当时由于历史所限，要先解决有药吃的问题，而现在到了解决有好药的阶段了。因此，出现标准缺失、标准落后、标准不管用，标准执行不到位的情况。

　　第一是标准缺失。前一段业界热议，在中药饮片安全性方面，在标准的有效性控制方面，中国确实主导国际，安全性控制方面有一个解决可及性的问题。由于缺少科学大数据的分析，我们还不敢痛下决心把中药安全性限度制订得非常严格，另外我们的药品贸易受到国际标准的限制，比如国外制定了所谓“绿色标准”或“低碳标准”等阻碍药品出口，我们不能围着国外的指挥棒转。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健康和安全的要求日益提高，中药安全性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突出了。我们在中药标准方面既要考虑有效性，也要关注安全性。有很多中药材本身不是问题，随着环境的破坏，水污染、土壤污染可能导致重金属超标。另外关于农药残留问题，在食品上比如蔬菜中的黄瓜、西红柿等允许使用的农药是实行备案制管理的。而药材所用农药很少进行备案，因为药材不是主要的农产品，所以用什么农药？很难控制和掌握信息。如果订入标准，每次都要测定几百种农药这是不现实的，并且每一次检验费用非常昂贵，因此，确定安全性限量标准要十分慎重。另外，药材和天天吃的食品不一样，有剂量问题，还有服法问题比较复杂。但不管怎么说，2020版药典我们要加强中药特别是药材和饮片安全性的研究工作，加快制定安全性限量标准。

　　从2015年版药典开始我们已经建立了检测分析方法，今后需要更多地积累和分析数据，科学合理地制定限度。制定限度标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参考国际标准进行转化，另一种是根据实测的数据进行确定。制定二氧化硫限量标准时曾经分过150mg/kg和400mg/kg两个档次，现在随着新的干燥技术的发展，可能不需要二氧化硫熏蒸了，高限度的标准肯定要降低，这是科技进步成果在标准应用中的转化。随着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很多农药特别是高危害农药禁止使用，这样农药残留的限度标准也容易确定了。

　　第二是标准落后。这个落后更多集中在由地方标准变为国家标准的老标准。2015年版中国药典收载品种标准5608个，应当实事求是地说，确定的三个目标，即“中药主导国际标准，化药、生物药达到和接近国际标准水平”已经初步实现，中国药典的水平和国际上是比较接近的，但部分老的颁布标准拖了后腿。药典以外尚有13000个左右国家标准，其中不少标准存在检测方法陈旧、专属性不强，检测项目少、无法控制质量等问题，与国际先进标准比较而言，落后情况严重。

　　第三是标准不管用。主要是标准制定的科学性或者有效性出现了问题，比方说我们关注化学药品的杂质，现在更多强调有毒、有害杂质，基因毒性杂质的控制，杂质不是越低越好，因为低的杂质可能会增高生产成本，有毒有害杂质一般要求控制在千分之一以下。对杂质过去研究不到位，因而泛泛定标准，没有实际意义。

　　另外中药标准在含量测定时检测的指标成分，不一定是有效成分，含量高，不能代表一定有疗效。特别是实际过程中它达不到标准，可能是产地不一样、收获季节不一样，或者质量控制不严格，有不合格的产品存在。说到底是标准定了以后不管用、不好使。

　　第四是标准执行不到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说，一个有一些无良企业，不按照标准执行，像银杏提取物事件，个别企业钻空子、偷奸耍滑不执行标准；对监管者来说，主要是监督不得力、执行不到位。过去我们搞监管，主要是检查企业的生产厂房和洁净条件，没有围绕产品质量和执行标准进行处查。过去查GMP，光看硬件条件没有看工艺、处方和标准掌握及执行情况，今后应该成为检查的重点。还有是对违反标准的行为处罚不严。

　　以上是对药品标准四个短板方面的理解，今后对于加强完善标准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通过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可以发现安全性风险信号，检验也是发现风险的手段，但更重要的是控制风险，总的来说要以问题为导向，补齐短板，重点是安全性方面，当然也要兼顾有效性。 最后一点，标准完善和质量持续改进永远在路上。

　　我是南方周末记者袁端端，请问有些企业不按照药典标准生产，会钻药典的空子。请问2020版药典在防止企业钻空子、潜规则等方面有哪些制度安排？

　　毕局长讲话中专门提到请专家认真研究，如何破解掺杂使假的问题。药典是为保证药品质量所做的技术规定，是检验药品、评价质量的工具，但不是万能的。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掺杂使假与鉴别真伪总是真锋相对，此消彼涨。药典标准制修订要遵从科学、规范、实用、简便的原则，如果标准定的太复杂，什么项目都要检验是不现实的。一个生产企业，假设你有固定的原料供应商，其实很多检验项目是可以减免的。刚才说的潜规则是故意的违法行为，应不属于标准规制的范围，更多的是通过执行法规而不是单纯检验来解决。比如通过GMP检查应该能够发现问题。这些识别掺假的项目要不要都定在正式的标准里边？需要结合具体产品和监管需要加以认真研究，比如这个产品作为分解物，必须加到方法里边。

　　另外我们制定药典标准，也是要跟补充检验方法进行协调配合，把一些成熟并能解决共性问题的方法收入药典标准。但是原则上对这些打假方法需要单独进行规定，还要有一个规范的流程、规范的审核批准程序，来保证它的科学性。另外标准应用也有一些挑战，比如这些标准是否应该保密？我个人观点认为可以公开，当然是有限度的公开，让生产企业有所了解。在进货、购买的时候就知道应该用哪些补充方法进行检验。

　　这两天我从《首都医药》杂志看到一篇文章，分析银杏事件的背后，其中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是否可以用补充检验方法？虽然不是法定的，但是利用补充检验方法可以增加企业抵御假劣药品的能力，因此标准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公开，也应该公开。有人说一公开他马上研究规避监管的方法，但这毕竟是少数人。补充检验方法不光监管部门知晓，也应该企业让使用这个方法。要加强这方面的信息共享，发现更多的潜规则。潜规则不一定都是政府发现的，有的是卧底揭发，有的是同行举报，这些都是渠道，而且可以奖励。另外涉足的企业可以开展打假研究，国外很多企业都是主动与政府合作，提供专门的检验方法开展打假工作。

　　我是医药经济报记者胡睿，我想问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2020版药典修订工作即将启动，大纲中指出品种数量预计从5608增加到6500左右。请问，在产业升级特殊时期，品种增加是否有侧重点？第二个问题，根据2020版药典大纲规划，要建立药品标准淘汰机制。请问对于被淘汰的品种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永远被淘汰？第三个问题，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在药品标准的制定上，除了药典以外，还有“橙皮书”制度。请问药典和“橙皮书”之间是什么关系？中国建立“橙皮书”制度有怎样的预期？

　　先说2020版药典，主要变化大纲里阐述，委员会成立大会审议通过的大纲将放在网上。会上有关专家围绕药典一部、二部、三部、四部都进行了解读，总而言之，每一版药典品种会有增加和调整，这是正常的情况。增加品种主要根据临床用药需求、基本用药目录、医保用药目录的变化和调整适度增加一些品种，不一定存在安全、有效性问题，但临床不需要的品种也可能被淘汰掉。补齐短板，主要是要增加辅料品种的收载，还有原料药，主要是进口原料药，已经在制剂中应用，不能让标准缺失，可以直接采用或转化国际标准。还有新的制剂，包括我们国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药优先考虑，药典遴选原则是安全有效、质量可控、成熟可靠，特别是经过临床应用和经过考验的药品是我们收载的重点。

　　随着原辅包材关联审评制度的改革，药典标准上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国外实施DMF制度，原料、辅料和药包材品种备案就附带一个标准，一旦与制剂关联，标准就成为了公共标准。总之，药典要与国家的整体改革推进相协调和配合。以上是2020版药典在品种收载方面的变化。

　　另外需要商榷和讨论是药材和饮片标准分列的问题，目前专家还没有完全达成共识。饮片可以直接用于临床，药材必须经过炮制加工成为饮片。有的药材标准和饮片标准是不一样的，比如挥发性成分经过炮制可能含量降低，因此限定标准就不应该一样，但这必须经过系统研究予以确定。

　　第二个问题，每版药材都有淘汰品种。毕局长在讲话中要求要建立国家药品淘汰机制。药典品种遴选有进有出，或者有的没进，本身就是出。药典的医学和药学遴选在目前我国的药品再评价体制机制和制度不完善的阶段，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药品再评价的作用。有些药品企业长期不生产了，每年都需要清理。如果国家发布了产品撤市公告，理论上标准就应该不存在了。还有就是中止标准的执行也是一个有效办法，如果发现产品不完善或者长期没有提高，可以暂时搁置，等什么时候恢复生产前必须提高标准才能生产，这是控制风险的一个措施，总而言之药典要发挥好鼓励好药、淘汰劣药、鉴别真伪、评判优良四个方面的功能，服务于药品监管需求。

　　你提到“橙皮书”的问题，也是毕局长希望我们认真研究的问题。美国和日本的“橙皮书”内容和功能不太一样。国家药典委员会按照国家局要求，我们前期做了中外“橙皮书”制度的比对研究，重点考虑中国怎么建？正好昨天CDE在网上就中国橙皮书有一个征求意见通知，今后这项工作要逐渐向CDE移交。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已进入审评阶段，CDE在调整人力、物力和财力，正在交接办公室工作，“橙皮书”工作也一并转移过去，可能会建立橙皮书办公室。美国“橙皮书”是根据法案来建立的，主要作用是及时、准确、全面披露药品批准和临床疗效可替代药品的信息。中国“橙皮书”最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CDE批准的原研药，二是今后批准的仿制药里边确认为参比制剂的，通过一致性评价的产品里有被确认的参比制剂，在CDE的审评中一气呵成就可以完成。

　　我们的贡献就是前期做了一些研究，包括程序、方向和收载内容等，在这个基础上CDE昨天发了一个征求“橙皮书”收载信息意见的通知。

　　批准一个新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说明书，这是公开供患者和公众、包括医生使用的；第二个文件就是药品质量标准，这个产品的质量标准是这个产品的标杆，你做仿制药今后要仔细研究这个，没有专利问题的可以仿，但是要准仿。理论上新药注册标准是企业技术秘密、不公开的，可以公开一部分信息，整个检验方法不一定公开，你是看不到的。当然过了专利期以后，美国药典会与企业进行谈判，专利期快到了考虑进不进药典，是否愿意转为公共标准，当然是需要公开的（生产工艺不公开，标准要公开）。如果原研企业不愿进药典，则可能再与首仿药谈判。因为首仿药做过比对研究，其安全性、有效性是经过检验的。也有原研药和首仿药同时进入药典的。中国是要把企业的标准整合规范，制定为统一的国家标准，在美国很难做到这一点，这是我们国家药品标准管理的特点，也是制度性优势。

　　药品注册标准按照现行注册管理办法的规定，是经药品审评部门审评，由药品管理部门批准给特定申请人的产品标准。由于是根据企业申报的产品工艺、处方核准的因而具有个性化特征，国家药品标准包括药典标准，是经过统一规范以后的公共标准，各有关企业都要执行。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对于经过核准的注册标准，企业标准不得低于或宽于国家标准。从管理的实践来看，进一步厘清几个药品标准内涵与外延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目前可能有争议的地方是药品注册标准是不是属于国家标准，我们理解它是国家药品标准体系的组成部分，也是药典标准的基础。它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具有公共标准性质的国家标准，但可以按国家标准来管理，现在的法规和程序不是很明确。因为它是个性化的，是企业承诺必须执行的，所以也具有强制性的特征。现在批准一个新药上市就有一个注册标准，“橙皮书”实际上是一个大的信息平台，发布新药以及仿制药的相关信息，明示仿制药的参比制剂，也包括药品注册标准方面的部分信息。一旦原研企业的标准收入了药典，就意味着成为了标杆。现在我们开展各国药典标准的比对，其中有的标准可能是原研药标准，也有可能不是。

　　我是E药经理人记者刘子晨，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请问药品质量、疗效的提高是如何在药典中体现出来的？请问企业委员在药典编制中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今后企业委员在整个药典委员中的比例是否还要进一步提升？

　　大家知道药品标准中检验项目设定大概分两部分，一个是围绕安全性指标，另一个是围绕有效性指标。比如鉴别真伪，包括理化、光谱、色谱方法，基本属于定性鉴别，含量测定是针对有效性的项目，没有这个成分就是无效或者低效。安全性控制项目比如热源、无菌、杂质等等。每版药典都会围绕着这两部分设立检测项目，采用新的技术分析检测手段和仪器设备，如光谱、色谱、质谱以及各谱的联用技术；安全性控制方面正在逐步用生物的方法替代动物试验，目标是尽量减少动物使用，每年都会有新的发展，可以阅读一下药典前面的综述会有一些帮助。

　　关于企业委员的来源和占比问题，这与我们国家医药产业发展现状以及国情密切相关。过去我们是政府强、企业弱，而国外基本上企业强、政府弱，政府更多力量放在了监管上。药典委员会的组成，以往是药检所占比例较大，这股技术力量非常强大，由政府专门设立，给予财力和物力支持，作为专业技术部门不可能很快取消掉。

　　药典制定过程中就是各方利益的博弈和平衡过程，标准定的太高不容易执行，定得太低，则质量难于保证。 有的企业希望标准定高一点，把标准作为垄断的工具；有的企业希望标准定低一点，可以形成成本优势，实施低价战略。

　　目前我国药品标准的薄弱环节主要在药品标准的形成机制。有学者研究，目前全世界有三种模式形成标准：第一种是国家主导型、第二种是企业/行业主导型、第三是两种模式的混合型。中国过去企业没有过多的参与标准制定，几乎所有标准都是国家主导，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向混合型过渡，让企业和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国家药品标准的制定，特别是制剂产品标准制修订工作。

　　企业委员参加药典编制工作一定不能代表本企业利益，而要代表本行业反映意见和诉求，另一方面作为专家对标准草案进行审核评判。说到企业责任，我们认为企业应当在提高产品标准方面认真落实主体责任。我们希望中国的企业第一要参加本企业质量标准的制修订；第二，国家标准发布后要开展标准适用性研究；第三，企业更多地参与社团标准和国家标准的制定，最终优势企业和我们一道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无论对企业还是企业委员来说，这是今后重要的责任。

　　为了保持药典标准制修订工作的公平性公正性，我们还建立了一个机制，在药典委员管理办法中做出了规定，即实行利益冲突回避制，当审核与你有关的标准时应该提出回避；有的委员、专家在企业担任独立董事、董事如要讨论该企业品种时也要实行回避；再有参与起草标准的药检所，审核的时候也应当回避。

　　这次企业委员占比提高一个百分点，实际上为了体现社会的参与度我们还邀请了12个观察员，代表不同的学会、协会参加药典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发表意见和建议。今后随着我国标准化工作进程的推进，社团标准在国家标准体系的建设中将发挥重要的作用，社团标准和国家标准也有协调统一的问题。

　　我是健康报记者刘志勇，您介绍药典委员的分布中，有11%的是医疗机构委员，总感觉药典更多在药品生产环节，来自医疗机构这些委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来自于医院的委员，一部分是医学专家，在两个医学专业委员会里边，另外今年有意识增加了一些医院药剂科主任，来自于临床药学领域，因为这些主任对药品的临床使用非常了解，对临床中出现的问题也了如指掌，这些委员重点是负责《临床药须知》编撰和文稿审核任务，同时负责新进入药典品种的医学和药学遴选， 还有国家标准的遴选，更多发挥的是淘汰作用。

　　我是中国医药报记者安慧娟，请问在召开药典大会的时候，罗国安教授说欧洲药典审查标准有23项，我国只有16项，量上不占优势，新版药典对于中药检查标准在量和质上有什么改进和提升？

　　四部是药典的核心，主要由我委业务综合处负责组织编写，洪小栩处长一会儿可以做补充。罗教授是上一届理化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前一段我委对各国药典收载的指导原则进行了比对研究，我国的指导原则还有很大的提升和追赶空间。药典发展的趋势是更多收载一些用于药品生命周期管理的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具有前瞻性、推荐性指导原则做，希望生产经营者能够自觉遵循这些原则。这些指导原则包括GMP、GDP、注射用水、生产过程控制等等，被美国药典都收载进来，他们的总体数量多于我们。过去我们不很重视指导原则的制定。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凡是影响产品质量的各环节都要通过指导原则予以规定，制定出来然后公布，让提供者、生产者执行。罗教授在分析数据后强调，要补短板，将一些成熟的用于指导生产工艺和生产管理的指导原则放到药典里来。

　　中药标准要在有效性控制方法主导国际的基础上，更多地关注安全性方面的指标和项目，更多地增加具体品种的安全性限度规定，如农残、重金属和有害元素的限量标准在2015版药典的一些品种中已经做出规定，下一步要增加更多的具体品种。如果企业达不到规定要求，必须拿数据说话，为什么达不到？扣除环境污染背景以后是否可以达到？这些都要基于大数据分析，所以中药要全面引领国际标准。

　　大会上我们的专家提到中药标准质量控制方面，在通用型技术要求上，我们与国外药典的数量上有差异，但这个差别并不代表我们的中药质量控制方面落后于国外。目前欧洲主要针对草药、植物油建立质量控制标准，在整体技术要求方面，我们通过比对欧洲药典，看到跟他们没有差别，他们有的我们基本上都有，今后还要进一步完善，但欧洲药典更加注重安全性方面的问题。我们针对中药和中药材，在安全性指标方面也要增加一些控制要求，目前这些工作正在开展，比如中药材中的有毒有害物质、包括过敏性物质检测，这些方法都在积极开展研究。我想下一版药典，针对中药的安全性控制项目以及检测要求方面将有很大的提升，当然在整个中药和草药的质量控制中，鉴别也好、含量测定也好、包括有效性控制方面，实际上我们还是主导国际标准制定的方向。我就补充这些。

　　我是人民网记者王宇鹏，请问中国药典的发展对于国际标准的制定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中国药典对药品从研发到生产、销售全生命周期管理会起什么作用？

　　关于药典国际化问题，改革开放以后推进比较快，国际主要由英、美、日、欧药典，还有WHO主导的国际药典，中国药典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制定国际药典参考之一，中国药典越来越受国际瞩目，另外我国药典会与几大国际药典机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都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主要内容包括标准交流、人员培训、信息分享等等，在双边合作协议框架下开展工作。另外今后药典国际化的趋势是通过建立机构之间的务实性合作，推进标准的协调一致，随着药品贸易不断拓展，这是工业界提出的需求。一个药卖到不同国家，标准不协调、企业很费周折。很多跨国公司专门有标准的协调机构，各国出了标准以后都要关注、要进行研究，希望政府之间或者标准机构之间能够协调，所以WHO主导的优良或者良好的药典编制规范也试图做这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很难做，推了很多年。

　　我们在这个平台上积极发挥作用，增强话语权，也要开大会，世界药典会议每年在不同国家轮流开。伴随着2015版药典的颁布我们组织开展了18场涉及18000人的宣贯培训，去年，为了“讲好中国药典、传递好中国声音”，我们开始走出国门，利用开会的机会到欧洲药典和美国药典会宣讲中国药典。此外，我们的标准产品不断推出英文版、电子版，国外同行都很感兴趣。药品标准是产品进出口的“敲门砖”和“铺路石。”过去国际大公司不关心我们的标准，认为水平不高。现在很多标准高于了国际标准，十三五期间，国家拿出5个亿专项资金完善标准，中国药典继续前行。 前两天我们同事介绍英国药典，他们一年做五个品种、二十个品种，我们一做就是成百上千，当然质量上需要再提高、再完善。不管怎么说，我们有专门的机构、专门的人员，还有专家群，特别是药检机构其他国家没有，美国虽然有几个实验室，但是不可比拟我国的药检系统。

　　很多企业原来以更高标准要求，会选择去欧洲做，现在我们药典更新以后，如果中国申报的话，在药典平衡怎么选择？还有中国药典目前在几部药典中有哪些特殊性？在国际来说，我们药典会不会建立权威的标准？

　　现在申报新药，CDE基本会让企业提供一个名单，就是判断你这个产品被药典收了没有，尽量让你选质量指标比较高的收入你的标准，我们编的各国药典比对书籍对他们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做标准协调，首先知己知彼，了解人家药典差异和水平，比较是基础，所以我们信息公开也会下大力气，作为专业部门信息公开也是我们责任和义务，为企业公开信息，另外有药典交换机制，各国新药典一出来就会互相赠送，今后要建一个平台电子化交换，至于采什么标准是企业的自由，关键看他仿的谁？还是跟所仿的产品标准进行比对、进行研究。

　　中国药典最特殊就是中药，我们这么厚，全世界中药标准没有那么多，这是他们不得不跟进，美国药典委员会有两个植物药委员会，其中一个植物药委员会是中国人当主任，在咱们基础上定的高，其实高低是相对的，中国科学家为植物药进入美国药典做了很大工作，当然主导权在那里。四部是把一些整合起来，其实生物药也有特点，我们品种最全，而且我们生物药基本都是统一的标准，包括工艺，批准注册以后多家生产要进行统一标准。化药这几年不断追赶，因为我们化药还是跟进战略，反正瞄准你不松劲，另外有些地方超过你。中国是主要的原料供应商，未来最需要在原料保持优势，制剂跟印度PK，超过印度应该没有问题，这个需要时间的问题。

　　我是中国经济网记者王城，新一届药典委共有26个专业委员会，请问成立26个委员会的原则是什么？能否介绍新成立中药风险评估专业委员的一些情况，比如里边多少成员半岛体育、委员单位是什么，下一步开展工作情况？

　　专业委员会根据章程需要，药典委员会基本架构没有变，原来中药三十人多人，这次拆了，成药和药材、饮片都那样，生物药把病毒和细菌整合了，因为标准比较少所以整合，生物制品通则比较特殊，虽然都整合四部，但是有特殊的，这次专门成立专业委员会，既保持共性，也强调个性化，这是专业委员会设置。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机制，根据特殊情况成立工作委员会，比如当年在注射剂的时候，就成立注射剂工作委员会，最近我们在考虑根据临床成立工作委员会，下一步根据中药饮片突出问题，可能成立工作组专门负责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中药风险评估专业委员会这次专门成立，主要重点针对中药普遍存在的安全性方面的共性问题，这里边组成有我们药品领域，也专门请了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的专家、还有农业部专家，这样有利于食品药品协调在安全性方面也可以采用他们经验、做法，另外一些毒理学专家，最终定公共标准还看用量、剂量分析，包括文献和应用技术资料，也请了这方面专家，农业部两个专家、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包括大学、还有军科院高教授专门研究中药药理毒理。比如砷中铅超标，另外中药组合使用实际上增效减毒作用，这都要从机理上研究，这些研究内容和基础，恰恰是我们中药走出国门一个重要的科学技术支撑，我也想拜托媒体一定要正确引导，确实中药也有一些风险，比如通过监测发现有长期服用中药现象，有些东西不应该长期服用当保健品吃，有些药治病可以吃，当保健品吃剂量需要确定，另外中药最大问题是不同季节采集药效不同。

　　中药是一种非常复杂的东西，与化药相比影响因素很多，所以这个专业委员会整合各领域的专家。

　　成立这个评估委员会不是评估中药，是因为中药也有一定风险，主要是从科学角度评估它的风险。

　　中华民族好的东西要继承和弘扬，就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的手段和指标进行评估。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赵聪聪，请问编制药典有哪些现实用途？药典在我国药品生产、研发、注册、审批等环节有怎样的地位和意义？

　　药典是标准总集成，无论药品研发、生产、流通、使用都是法定的依据，用于检验产品和评判质量，产品是不是符合质量标准，是好是坏？要依据标准来判定。执行标准好坏，则要运用质量趋势分析的手段来判断，考核多批次产品质量的批间一致性，哪些标准更严格，哪些指标更稳定，那些数据更精确？达标精密度越高，说明产品标准的符合性越好，质量控制水平越高。

　　另外药典也是一部教课书，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成果体现，专家群体和药品标准工作者的智慧结晶。我了解很多大学都馆藏药典，并开设专门的课程讲解药典，试想如果学药的研究生和博士生都不懂药典，不懂标准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另外，药行的专业人员则更要学习药典、研究药典，还要传播药典。

　　药典委员会编纂的药典配套丛书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药典、掌握药典、运用药典、执行药典，《临床用药须知》则是为了更好地指导用药，用好、用准、用的更有效，当然药典不是万能的，不能说有了标准就什么都能替代。药典是风向标具有导向作用，代表着一个国家制药工业的发展水平。我们制定标准的原则是“就高不就低？，比如十家企业生产同一产品要定一个杂质限度，各企业都要把各自的数据拿来，药检所要进行试验复核，专家委员会再进行综合性分析，最终确定杂质的限度。药典的严谨性体现在大数据分析和科学决策。药典过去显得高大上，现在强调要开放、接地气，并接受社会监督。

　　药品标准在不同阶段起不同的作用。当我们制药工业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可能药典起拔高作用，而我们的制药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它就是门槛作用。此外，国家标准怎么与社团标准、企业标准形成互动、此消彼涨、不断有新的提升。这有点儿像高考，录取分数线是根据当年考生考试的总体情况确定的，定药典标准也是这个道理，一定要根据国际水平和产业发展现状来决定标准的起平线。

　　我是经济日报的记者曹曼庭，请问目前企业参与制定药典的积极性是怎样的？药典委有哪些措施鼓励企业参与到标准的制定工作中来？

　　我们倡导开门制定标准，也希望企业参与标准制定。现在企业参与标准或者标准制定工作有几种方式：

　　第一，可以提出动议，建议修订哪些标准、或者修订哪些项目、或者增加哪些品种加入药典，因为他是国家标准，不是修订标准就按照程序CDE申报；

　　第二，当国家标准公示后，或者当一个标准研究立项以后，企业应该向起草单位主动提供样品，应该提供样品或者提供样品的历史检测数据，大量多批次检测数据对定标准至关重要。

　　第三，原研企业或者优质企业可以提供标准品的候选物，多批次选不同的原料药做标准品。

　　第五，可以推荐专家竞争药典委员，可以和药典委合作建立实训基地，还可以参与药典丛书的编辑、支持药典的宣传培训工作等等。

　　关于鼓励企业参与药品标准工作的政策和措施，我委正在积极研究有望近期出台。

　　其中有一条，就是对参与药品标准工作的企业给予公开署名，谁是起草者、谁是复核者？都要公示出来。参加标准起草是企业的主体责任，标准起草署名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责任，要回答社会关切，人家有问题需要跟你讨论甚至争论。当然起草者也有荣耀的一面，做出突出贡献者可以各种方式进行奖励和表彰。像2015版药典由陈竺委员长向每一位第十届药典委会委员颁发了感谢信，这是一种精神奖励。

　　此次新闻发布会是我们召开时间最长的一次，说明药品标准的重要性，同时我们又首次参观中国药品标准的宝库，完整看到从1953版到2015版中国药典的珍贵历史资料，再次感谢张伟秘书长给我们提供有关药典的信息。